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中国历史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历史和革命的面貌由此焕然一新，中华文明的面貌由此焕然一新，人类文明的面貌亦将会由此焕然一新。
对于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100年的伟大历史和业绩，可以从民族的、政治的、阶级的、经济的等诸多视角加以评价和言说。这里拟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探索与构建的视角加以回顾、评析和展望。这是因为人类历史发展到今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到今日，已经把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推到了人类历史的焦点位置，这一重要的焦点地位决定了中国和其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将对人类文明及其方向产生重大影响和范导。
中国共产党100年来的伟大奋斗直接的业绩是让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了，同时亦应看到这一伟大业绩同人类文明的发展的内在联系。联系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的终极价值目标，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新判断：中国共产党将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方式路径，实现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的伟大理想，换言之，中国共产党将通过民族解放实现人类解放！
一、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寻求不同于传统文明和资本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文明是人类特有的积极的生存方式和人类创造的物质的制度的精神的积极成果。人类文明随着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进步。在当代人类对自我的认识视角和理解范式，愈来愈聚焦于文明视角和文明范式。塞缪尔·亨廷顿指出：在当代世界，“人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的冲突’模式似乎满足了这一需要。这一模式强调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它唤起了人们对文化因素的注意，而它长期以来曾一直为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者所忽视；同时在全世界，人们正在根据文化来重新界定自己的认同。文明的分析框架因此提供了一个对正在呈现的现实的洞见。”
从“文明分析框架”来评鉴中国共产党及其百年伟大历程，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探寻者、创造者和实践者，其所创造的文明成果愈来愈显示出人类意义和世界意义。
中国共产党在创立之前，人类已经创造和经历了原始社会文明、奴隶社会文明、封建社会文明和资本主义社会文明。俄国十月革命后创立了苏东模式的社会主义文明。其时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所创造的资本主义文明居于世界的统治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认，资产阶级要用自己的面貌来改变整个世界，要让东方从属于西方，乡村从属于城市。其实就是资本主义文明模式要扩展于全球。东方的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确也走上了资本主义文明模式。中国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也试图走入资本主义文明模式。然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的1918年暴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此一大战把资本主义文明模式的蔽端以醒目的方式暴露在世界人民面前，使人们认识到资本主义文明模式虽然能创造发达的物质文明，但它必然造成人类的冲突、战争、死亡、惨烈和破坏。同时马克思早已揭示出资本主义文明的剥削和贫富两极分化。中国启蒙思想家梁启超亲自到欧洲观察了资本主义文明模式，回国后写了《欧游心影录》一文，揭示资本主义文明的破产，主张以中华传统为主体，吸收西方文明优秀成果，以创造新的文明。“一战”暴露出的资本主义文明不人道、非和平、非和谐的蔽害，同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追求人道、和平、和谐、平等的价值目标格格不入。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观念是“时中”。在“一战”之后和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的文明模式选择势必会有新的价值取向。
具体来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要在创党之后探寻新的人类文明模式，大体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资本主义文明模式弊端的暴露，使中国共产党不能全盘接受和实行资本主义文明，必欲探寻新文明。资本主义文明模式相对于封建主义文明模式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巨大进步。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已有充分肯定。资本主义文明的核心是资本逻辑统治。马克思明确认可资本有其积极面、文明面。这个积极面、文明面的最突出表现就是资本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马克思说：“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正因如此，马克思恩格斯称赞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就资本具有积极面、文明面而言，中国共产党在人类新文明形态的创造中，并不想抛弃资本，而是想利用资本，利用资本的积极面、文明面，以改变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富裕强大的中国。因此，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前领导的革命并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民主主义革命。民主主义革命是承认和支持民族资本发展的。这一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文章中多有论说，已经是党的共识。
但资本的二重性表明，资本除了有积极面、文明面外，还有消极面、丑恶面。这就是马克思批判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的剥削本性、扩张本性、趋利本性，使资本家和工人处于对立冲突关系中，使国家之间处于对立冲突之中，造成国内和国际之间人与人的贫富两极分化，造成人与自然关系上的生态危机。“一战”就是由资本丑恶面引起的国际间的战争。战争造成巨大的人道灾难。资本威胁到人本身，威胁到价值本身。因而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弊害日益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自觉到。因而中国共产党不能全盘地在中国接受和实行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必须自主地探寻新的文明形态。
其次，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共产党看到了人类新文明形态的曙光。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建立的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模式的新的文明形态。这种新的文明形态，对中国共产党寻求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形态价值意识以极大地鼓舞和推动。它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社会主义文明不只是一种理论和理想，它是可以变为现实文明状态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创造中国新文明形态时是非常理性的，并没有一步到位地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文明形态，而是按照历史客观规律和中国生产力落后的实际，先进行民主革命，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然后进入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因而1949年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性质上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并非列宁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探寻中国和人类新文明形态的理论和实践是科学的、理性的，是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没有像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那样直接建立社会主义文明，而是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列宁在建立了社会主义体系后很快出现了新的情况，经济出现波动，社会出现局部矛盾。因为俄国毕竟生产力落后，同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不适合。列宁以极为灵活的姿态，立即向后撤退，在苏联实行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符合苏联生产力水平的新经济政策。列宁在阐述新经济政策的《论粮食税》一文中怛然地指出：“我们俄国无产阶级在政治制度方面，在工人政权的力量方面，比不管什么英国或德国都要先进，但在组织像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方面，在文明程度方面，在物质和生产上‘实施’社会主义的准备程度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面对这种落后的生产力现状怎么办？那就要先倒退一步，允许资本主义私营经济发展，大力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这就是新经济政策。
列宁这样的倒退一步的做法，对中国共产党的启示是极大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保持工人阶级的国家政权，发展资本主义私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既不是单纯的资本主义文明模式，也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文明模式，而是一种工人阶级政权加资本主义私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混合型文明形式。我以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新文明构想的灵感之一正来源于此，即来源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虽然叫政策，但实际上它是在实践基础上创造的一种新的社会形式。
二是孙中山先生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充满智慧的反应和评论。孙中山先生在1921年底，于桂林会见列宁代表马林之后，给汪精卫和胡汉民发了一份电报，电文评论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苏俄革命后实行马克思主义，余甚滋疑，以现正在资本主义旺盛时代，俄国工商业不甚发达，共产主义不能单独成功，甚去实行之期尚远。今闻马林言，始悉苏俄实行共产主义后，以深感困难，仍改行新经济政策。此种新经济政策，其精神与余所主张之民生主义，不谋而合。余深信苏俄能先实行与余之主义相符之政策，益信余之主义切合实行，终必能成功也。”中山先生认为新经济政策是科学的、可行的，是与他的民生主义不谋而合的。这无疑是正确的评论。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政治制度条件是工人阶级国家政权的存在，这又是和孙的三民主义不同的。中国共产党既熟知和承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又熟知和承继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可以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明形态正是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中国文明新体系。
三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形态演进原理，是中国共产党选择文明道路和方向的指导思想。人类社会历史形态的发展依次要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才能达到社会主义社会。因为前一社会形态要为后一社会形态准备条件，新的社会形态是旧社会形态自我否定产生的结果。这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深知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和经验，那就是既要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又要通过社会主义政权来规约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将这二者综合起来，就是新民主主义道路，新民主主义文明形态。因此，新民主主义文明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又体现了中国实际和文化特点。
四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的实际不允许中国共产党直接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生产力水平相当低，基本上是农耕经济，只是在沿海大城市有一些现代工业和200万左右的产业工人。这样的物质发展条件，不可能直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俄国十月革命直接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然而还是要退回来实行允许资本主义私营经济发展的新经济政策。中国的落后实际和苏联的后扯，启发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道路采取分两步走的方针，即首先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创造物质条件，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过度。
再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否定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美好未来的展望，启示和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创造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新文明形态。马克思一生的两大科学发现是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揭示资本主义的剥削本性，造成人（资本家）和人（工人）之间的贫富两极分化，引起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对抗和疏离。它使劳动者的劳动不能让劳动者价值增值，而是让劳动者贬值，引起劳动异化，使人丧失人的本质，发生物化。剥削是不公正，物化是不人道。因而，资本主义的问题在于物压倒人，不人道；人剥削人，不公正。当然，这是站“人类解放”的价值高度来评鉴资本主义，如果从“政治解放”价值尺度来评价则资本主义具有其历史进步性。
既然中国共产党把克思主主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那么就必须站在“人类解放”的价值高度来看待资本主义，追求更高的文明形态；既然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么就必须立足中国实际，肯定资本主义“政治解放”作用，大胆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
中国共产党探索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要把马克思所追求的“人类解放”价值目标和资本主义所实现的“政治解放”之历史成果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辩证综合起来，既发挥“政治解放”的优势，又运用“人类解放”的价值标准对其弊端加以矫治和范导。
最后，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明成就和其命维新的文明意志抱负，激励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探寻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不只是全球二百多个民族国家之一，不仅仅是一个生存共同体，而是一个重要的文明国家，一个文明体。美国已故汉学家、政治学家白鲁恂（Lucian pye）曾敏锐地指出：“中国是裹着民族国家外衣的文明国家。”文明国家有其独立的文明历史、文明意志、文明雄心和文明追求。中华民族作为文明体，其文明意志就是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开首就明示的两种永恒的精神追求：“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中华民族的文明自性是既自强不息、不甘落后，又博大包容、开放博采。这种文明意志体现在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身上，就是要在新的时代境遇下不断延续、发展、创造中华民族文明的新形态，进而为人类文明形态的创造提供新方案、新示范。
二、中国共产党探寻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两座高峰
这两座高峰就是中国共产党开创的新民主主义文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
新民主主义文明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探寻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过程中的第一个重大成果。在中国共产党创造新民主主义文明之前，西方有资本主义文明，苏联有社会主义文明，但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走捷径直接选择资本主义文明道路，也没有直接选择苏联版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既没有像日本那样直接选择资本主义文明道路，也没有像俄国那样直接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这两种文明道路都是现成的，直接选择最省力。但中国共产党并没有选择轻松省力的现成的文明道路，而是选择自己根据自己的实际国情，在自己的实践中艰苦地探索和创造属于自己适合自己的文明道路。
其实，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并非没有人主张直接选择现成的省力的文明道路。譬如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就试图选择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主张把无产阶级领导权交给代表资本主义文明道路的国民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领导人王明就主张和实行苏式社会主义文明模式，要求中国革命所要反对的是资产阶级和富农，主张搞社会主义革命。假如按照陈独秀的道路选择，中国将走向资本主义文明体系，而按王明的选择，中国将选择苏式社会主义文明体系。这样就是照搬世界上既存的文明模式，就是放弃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文明探索和创造权，放弃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主体性。这样以来中华民族就会成为一个同世界二百多个民族国家一样的普通的民族国家，而不是一个文明国家。陈独秀和王明其实都是放弃中华民族主体性和文明使命的作法。过去我们以政治话语来言说陈独秀和王明的文明道路选择错误，将前者叫右倾机会主义，将后者叫左倾冒险主义。用文明国家话语来说他们都是在中国照搬世界上既有的文明模式，而不去探寻和创造中华民族新的文明形态，放弃中华民族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使命和担当。
同陈独秀、王明放弃中华民族文明主体性、创造性的选择不同，以毛泽东同志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禀持和坚执中华民族的文明主体性和创造性，继承中华民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民族意志，致力于创造中华民族和人类新的文明形态的伟大事业，创造出了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新民主主义文明形态。
这种新民主主义文明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全新的独特的当时世界上没有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对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十分自觉地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共和国相区别，那是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既不是既有的欧美资本主义共和国，也不是既有的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是不同于二者的第三种世界尚未有的新形式、新文明。用现在的话说，这种新的文明道路，即第三种文明道路，既不是现有西方的资本主义的文明道路，也不是苏东的封闭缰化的老文明道路。《新民主主义论》第七节专节批评资本主义文明道路，第八节专节批评“左”倾空谈主义。左右开弓批判极右和极左文明选择。现在看来，极左和极右的共同点都是放弃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文明主体性和创造性，照搬世界已有的已经暴露出弊端的两种旧的文明模式。正如有论者所说：“如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中有不少内容还是对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理论的继承和运用，那么，这种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则更加富有独创性，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等人概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在继承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合理成分而又克服其局限性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新理论。”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政治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综合成一种新的新民主主义文明体系。
中国共产党人探寻和创造新民主主义新文明体系，起始就有十分自觉的文化、文明立场和姿态。这不仅是因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首发于1940年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杂志创刊号上，更在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和文明创造立意。这一点我们从《新民主主义论》的节题目中可以明显得知。《新民主主义论》第1节题目是“中国向何处去”，第2节的题目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第3节的题目是“中国历史的特点”，第4节的题目是“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向何处去？”是个总体的中华民族新文明、新文化问题，是中国文明形态的再造和创造问题。“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就是要创造新民主主义文明形态。“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的历史特点”，就是说创造中国新文明、新文化，必须认识和扬弃中国传统文化，新文化是在旧文化的基础上创造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就是说中国新文明的创造不能脱离人类文明，要在同世界整体的互鉴互动中创造中国新文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相对于西方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相对于中国封建文化，新民主主义是科学的，相对于资产阶级文化，新民主主义是大众的、人民的。就是说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新文化、新文明，同西方文化、封建文化、资产阶级文化都是不同的，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创新性。因而是一种新文明形态、新文明体系。
中国共产党创造既不同于西方文明，又有别于苏联文明的新民主主义新文明，并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要将马克思主义的合目的性价值原则和合规律性真理原则在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具体实践中具体的历史的结合起来，这种具体结合的过程和成果，就成为新民主主义新文明，成为中华民族文明在20世纪的新形态，是再造中华文明的新成果。
首先，新民主主义文明形态是合规律性的文明形态。新民主主义文明允许资本主义私营经济、市场经济发展，体现着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形态演进规律。无论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五形态演进规律，还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三大形态演进规律来看，物的依赖关系、市场经济、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都是绕不过去的。正因为中国共产党遵循这一社会历史规律，所以强调不能像苏联那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而是先要实行新民主主义。毛泽东明晰地指出：“不走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道路，是否就可以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路呢？也不可能。”这句“也不可能”的根据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规律原理和中国生产力落后的具体实际，这就使中国既不同于西方文明，又不同于苏俄文明了。同时，新民主主义文明也体现着中国历史文化发展规律。新民主主义新就新在无产阶级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上。这体现着中国历史文化以政治为中心的悠久连续的运动规律。陈宣良指出：“对于中国文明来说，作为基础的东西是政治，是直接暴力。……在中国，其他一切社会关系，只有通过政治关系，并在政治关系中才能被理解，政治才是一切社会关系都可以最终还原的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由无产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所体现和遵循的就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政治中心规律。因此，新民主主义文明是马克思揭示的人类历史普遍规律和中国历史特殊规律的巧妙结合，体现着人类历史逻辑和中国历史逻辑及其在实践中的结合。
其次，新民主主义文明形态是合目的性的文明形态。合目的性就是合价值性。新民主主义之所以要承认资本主义私营经济发展，实行市场经济，就是要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创造物质财富，满足人的物质需要；新民主主义之所以要由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领导，就是要让社会物质财富为广大人民群众来享用，实现人民利益，而不只是少数人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是为人民谋幸福，而不是为少数资本家和官僚谋利益。
新民主主义文明形态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在经济层面集中体现为“节制资本”上。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强调的：“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是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谁要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要自己碰破头的。”资本逻辑是全球现代性的普遍本质。人们对待资本逻辑有三种态度，一是欧美那样的放纵资本态度，二是前苏联那样的消灭资本态度，三是中国共产党的节制资本态度。节制资本，就是既发展资本，又限制资本。发展资本是要创造丰裕的物质财富，限制资本是要防止财富被少数人得而私，防止财富不能共享。发展和限制结合起来，所要追求的价值目标，就是人民幸福，就是共同富裕。这就是新民主主义文明形态的价值追求。
正因为新民主主义文明是在具体的中国实际和实践中把合规律性同合目的性辩证地统一起来了，所以“这种新民主主义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共和国，是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都赞成的，舍此没有第二条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胜利的原因也在于此。这是真和善的巨大力量。
中国共产党探寻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第二座高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产生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其端的改革开放伟大实践过程，4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已经和正在把中国推向世界历史的焦点地位，显示着这一新文明形态的强大生命力和光明人类前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是在建国以来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建立的，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国情的基础上建立的。1956年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就是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原来计划在建国后用十到十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但1956年后很快就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对此李泽厚指出：“中国革命依靠新民主主义理论取得了胜利，建国不久，学习苏联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过早地抛弃和否定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一大损失。”那么，过早放弃新民主主义的原因是什么，建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原因是什么？对此研究者们多从经济角度考虑，并未抓住要点。其中的原因其实可以从中国历史文明的政治中心本质来思考。就是说建立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虽有促进工业化生产力发展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政治稳定，政权安全，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是为了把国家的发展和安全两大价值平衡起来，统一起来。
我们可以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从政治上看待国有企业的专门论述来回看1956年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的原因。习近平同志在《坚定不移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决不能认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所有制问题，或者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那就太天真了！我说过，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关系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巩固，关系我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从政治上看，我们党要做到‘任从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就要有关键时刻听指挥、拉得出，危急关头冲得上、打得赢的基本队伍。国有企业及其广大党员、干部、职工是靠得住的。”在此习近平同志明确强调要从政治上看国有企业，看社会主义公有制，它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是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能力问题。由此我们可以回溯、回观1956年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原因。其原因是为了推动生产力的工业化，更是为了政治稳定、政治安全、国家的长治久安。此原因同中国文明政治中心本质是契合的，是中国文明本质的现代体现。政治安全、政治稳定，是党较早放弃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的重大原因和理由。正是经济上公有制和政治上党的领导两项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保证了中国的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
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有着更高更具现代性的价值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既要追求安全价值、稳定价值，更要追求发展价值，要把发展和安全两大价值、两件大事统筹起来，平衡起来。如果说建国后的第一个三十年党侧重于安全、稳定价值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来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就是要把安全和发展辩证统一起来。笔者注意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正是从发展和稳定统一这一现代化价值思维框架来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和成就的。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创造发展和稳定两大奇迹，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重大优势所在。邓小平同志既提出和实践“发展是硬道理”的重要思想，又提出和实践“稳定压倒一切”的重要思想。习近平同志要求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重要优势就是能将发展和稳定平衡统一起来，能够创造发展奇迹和稳定奇迹。
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何以能够把发展和稳定统一平衡起来呢？原因可以说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最为根本最为核心的原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中有一个理论和价值硬核。这个硬核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开创者邓小平同志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智慧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观。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论断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核心要义和基本硬核。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这一硬核，是马克思深刻揭示的资本二重性理论在中国具体的现代化实践中的创造性运用。资本逻辑是现代性的普遍性本质，凡要进入现代化的民族国家都必须面对资本逻辑作出自己的选择。中国当然不能例外。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同志正是根据马克思的资本二重性思想来作出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规定的。
马克思的资本二重性思想是说，资本既具有积极面、文明面，又具有消极面、丑恶面。资本的积极面和文明面主要体现在它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高速创造物质财富。马克思指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盛赞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以往一切时代所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同时，资本又有它严重的消极面、丑恶面，那就是它会造成剥削、两极分化，达不到共同富裕。马克思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面对资本的二重性，只看到其中的一面而忽视另一面，都会陷入极左或极右。前苏联只看到资本的丑恶面，无视资本的文明面，陷入极左，而西方国家只看到资本的文明面，轻视资本的丑恶面，为极右。极左易造成贫穷，极右易显于两极分化。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辩证法对待资本二重性，认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必须肯定资本的积极面、文明面，断定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又必须克服资本的消极面、丑恶面，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它既不是只看到资本丑恶面必欲消灭之的封闭僵化的老路，也非只看到资本文明面的改旗易帜的邪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直接价值追求是幸福和公正。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要创造丰裕的物质生活资料，实现幸福价值；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为了实现公正价值。在实现富裕、公正价值基础上就会有现实可能地实现尊严、崇高等更高层次的价值，全面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因如此，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更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强调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除了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还有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人民这八个方面的需要的满足，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
为实现这些价值目标，必须要有现代国家、现代社会和现代公民的建设。现代国家，就是能体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核心价值的国家；现代社会，就是能体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核心价值的社会；现代公民，就是能体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要追求的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渗透和体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各方面，成为这种文明新形态的精神标识。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其百年艰苦卓绝的探索实践中创造出了新民主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明形态。中国新文明形态之所以新，就在于它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也有别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而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实际、中国文化结合起来自主创造的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这种人类新文明形态已经和正在显示着它的巨大活力和生命力，将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和更新产生重大影响。
三、中国共产党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意义
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强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将会对世界和人类文明革新发展产生日益深刻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世界文明发展的重大作用，最为重要的还不是说我们在主观愿望上想影响世界文明，而是在客观事实上会对世界文明发展产生重大作用。当中国在客观事实上强大起来后，无论我们在主观上想不想，中国都会对世界文明发生作用。因为中国在经济军事硬实力成为世界前列国家之后，就必然扩大在世界范围内的交往，形成马克思所说的世界性普遍交往。在客观的物质性普遍交往的过程中，精神的、文化的、文明的要素就会发生世界普遍性交往、交流。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中国和世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自然也是如此。随着中国社会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发展程度达到世界最强大国家，那么中国在物质上、精神上对世界各国和世界整体发展的作用自然会达到最强。这是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
在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之所以能向全球扩展，其根本原因也在于资产阶级所创造的发达的生产力和商品。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讲的非常明白：“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他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资产阶级不是用别的东西，用发达的生产力、便利的交通工具、商品低廉价格的重炮，把自己的价值观、世界观、生活方式，即文明带到了全球，重塑了人类文明形态。这一人类文明重塑和扩展的内在逻辑，是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史观。
今天我们自然可以运用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史观来分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世界文明重塑和革新意义。那就是中国经济社会生产力的强大，势必使自己的文明形态推进到全球。当然中国不会走文化霸权主义之路。中国将用自己文明的活力、生命力和实际效果对人类文明形态发生重大积极作用。因为中国文明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汤一介说：“这种和而不同的思想为多元文化共处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也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言：“各国之间的友谊，正像夫妻之间的情谊一样，要求每一方以其表现得最充分的个人特点作出贡献；而不是把自己消失在相似之中。”中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也是在最充分地发挥表现自己的特点。各民族国家都可以最充分地表现自己的特点，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贡献。各民族国家在和平共存、互利共鉴中走向马克思追求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正如庞朴所说：“大家都是同村居民，不应妄分敌我，正在试着以伙伴关系，去代替同盟关系或敌对关系。看来，人类正在结束自己的史前历史、准备进入真正的人的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明，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所贡献出的一种具有生命力的人类存在方式，是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的一个巨大贡献，是中国共产党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主观愿望上讲，我们不想把自己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强加于世界其他民族国家，即我们不作文化霸权主义者。正如《礼记》所云：“礼有来学，不闻往教”。我们将用自己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所具有的活力和生命力去感染和范导整个人类文明发展。
我们可以充分地展示和阐发自己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合理性和生命力。中国的迅速崛起、和平崛起、经济发展对世界的巨大贡献、抗击新冠疫情取得的成功等都显示着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合理性和生命力。从更深层的哲学形上学层面来看，党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合理性和生命力在于它体现了马克思追求的“整体的人”的价值目标。有学者预言：“未来的世界舞台，将是三大文明唱主角。哪三大文明？西方现代、伊斯兰、中华。”“中华的位置，赫然在目。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文明是有意志的。文明有意志，就像宇宙有目的。宇宙的目的就是人。文明的意志，则是为全人类找到谋求幸福的方式和途径。”文明的意志是人，是整体的人的生存和发展。正像马克思所言：“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既有感性经验存在，又有理性超验存在，是经验和超验对立统一的存在结构。一种文明如果只重视其中一个方面，是不能体现“整体的人”的价值理念的。西方文明近现代以来所重视的是人的感性经验存在，而伊斯兰文明则相反，重视的是人的超验性存在，都没有反映“整体的人”的价值理念。中华文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当代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则既重视人的感性经验存在，又重视人的理性超验存在，体现了“整体的人”的价值理念。譬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中，我们把理想分为“共同理想”和“最高理想”两个层次，前者体现人的感性经验存在，后者体现人的理性超验存在。因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相较于西方现代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更能体现人的整体性或“整体的人”之价值理念。这就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合理性、生命力和感染力所在。
可见，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本质是人，是“整体的人”。文明的基础和支撑力量是经济，而文明的本质是人。因而不能只从经济上理解中国，把中国仅仅理解为全球二百多个民族国家之一，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因而应当以文明国家而非民族国家的理解范式来理解中国。中国学者和世界上研究中国的学者们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以后对中国的理解范式已从民族国家范式转变为文明国家范式。这就是美国著名汉学家白鲁恂敏锐点明的：“中国是裹着民族国家外衣的文明国家。”但是，从文明国家范式理解中国及其世界意义，不能只看中国古代文明，而必须重视现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的中国现代文明，这是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作为文明国家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不只是中国古代传统文明，更是作为扬弃中国传统文明又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中国现代文明，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基辛格、马丁.雅克等人过分重视中国古代文明，把当下和未来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仍然看作是古代的朝贡关系，这种停留于中国古代文明的看法与中国现代新文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多么地格格不入啊！
如果说马克思当年的人类新文明生成路径，是通过阶级解放而实现人类解放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的人类新文明的生成路径，是通过民族解放、民族进步实现人类解放。因为文明、文化的具体主体是民族。因此，中华民族就成为创造人类新文明的担纲主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的本质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再造中华民族现代新文明。然后通过中华民族现代新文明影响、范导、塑造新的人类文明。中国共产党这一人类新文明创造路径，更为合乎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回顾人类文明演进历史，在众多的民族国家和文明体中在一定历史时期总会有某一个民族国家率先创造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然后以其巨大的生命力、感染力向世界各地扩展。譬如，近代以来的英国工业文明、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文明，美国的民主制度文明，俄国的社会主义文明等，都是以民族国家作为文明担纲主体来重塑人类文明形态。时下，人类历史已经把中华文明推到焦点地位，中华民族正在成为人类新文明的创造主体、担纲主体。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因而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就处于先锋地位。对此文明先锋地位和作用中国共产党早有清醒的理性自觉。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中国共产党这一使命型政党的世界责任和人类抱负，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对回答“世界怎么了，世界向何处去”的世界之间给出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就蕴含着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深心大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在国际关系领域的体现，就是要超越近代以来“国强必霸”，依靠武力和掠夺推进现代化的陈旧逻辑，在国际关系中贯彻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重建国际关系新秩序，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从价值观上看，就是在国内全面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际全面实现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都站立于人类道义和价值的制高点之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以宽广视野和博大情怀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现，为创造人类新文明形态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本文发表于《社会科学辑刊》2021年第3期，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文化与价值哲学研究院院长刘进田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