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人类在物质、精神和制度等方面发明创造的总和，展现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水平和状态。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出现过许多盛极一时的文明，但绝大多数都在辉煌过后走向湮灭，只有中华文明传承至今，始终保持着勃勃生机。究其原因，在于中华文明始终坚持在继承发展中不断创新，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逐渐积淀出孜孜以求的创新精神，这不仅是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意涵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所造就的这种精神品格，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中有着十分广泛的体现，无论是思想、制度还是文艺、科技，创新精神无处不在。
创新作为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价值观念和精神特质，深深根植于全民族的思想脉络中。从商汤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为盘铭，到《周易》中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诗经》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除旧布新的思想在先民的典籍中代代相传；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墨家、道家等各思想流派“百家争鸣”，涌现出了孔子、墨子、老子等诸多名家，即使在建立大一统王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新思想新流派依旧层出不穷。从魏晋时期“祖述老庄”的玄学，到宋代“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再到“尽心知性知天”的陆王心学，众多思想家在中国的思想史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篇章。正是这种勇于创新、崇尚立新的意识和努力，造就了中华民族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精神品格，也为全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在国家制度的完善和国家治理的进步层面有着鲜明的体现。从上古传说中的“禅让制”、周朝的“分封制”“井田制”，到秦朝推行的“郡县制”、汉代的“察举制”、隋唐时期施行的“三省六部制”“均田制”，再到元代创制的行省制度、明代施行的“一条鞭法”、清代推行的“摊丁入亩”等制度政策，都是中国历代王朝为解决现实问题而对国家治理体系进行的创新和调整。由此可见，我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人才选拔制度等，都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改革创新的，而且在持续推陈出新中维系着中国古代制度文明的连贯性与整体性。
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在文艺领域散发着耀眼的光芒。从先秦时代的诗经、楚辞，到汉赋、魏碑、唐诗、宋词、元曲以至明清时代的小说，历代文人雅士都积极开创新文体新风尚，共筑中国古代灿烂无比的文学宝库。在艺术领域，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的造像艺术及壁画，对研究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美术史都有着重要意义；湖北随州出土的战国曾侯乙编钟以及在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出土的编钟，更是改写了世界音乐史。正是这些先民创造的优秀文艺作品，奠定了中华文明在世界文化中的突出地位，彰显着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的艺术魅力与独特气质。
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闻名于世的科技成果，在农、医、天、算等方面形成了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对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科技进步产生了深刻影响。除了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中华先民还修建了万里长城、京杭运河、都江堰等规模宏大、技术要求较高的伟大工程，编著了《神农本草经》《千金方》《本草纲目》等重要医药典籍，留下了《考工记》《甘石星经》《梦溪笔谈》等诸多科学技术著作。这些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发展成就，不仅是古代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也充分证明了创新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力，也再一次印证了创新性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有着坚实的动力源泉
孔子曾言，“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根植于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之中，在传承旧有文明成果、借鉴以往经验的基础上谋求新的突破和发展，中华民族也因此在数千年间始终保持着蓬勃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做到了“亘古亘今，亦新亦旧”。
中华文明无与伦比的连续性，为创新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充足的养料，是创新性得以存在的决定性条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纵观中华5000年文明史中的历次创新，都是以古为鉴，积极吸取前人之经验以开创未来之局面。无论是行政管理体制，还是文字字体演变，每一次革新都是在对前人探究成果的基础上展开的，在本质上都是温故知新、承前启后。若无传承和积淀，就没有开拓创新的基础，只有敢于对过往进行反思和追问，在面对前方的未知时，才有奋进的勇气和底气。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点，为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提供了不竭动力。虽然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但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历史，中华文明在保持“一体”的同时也呈现出“多元”的特点。首先，中国幅员辽阔，在气候上占据多个气候带，在地形上拥有多种地形区，各地的物产及发展历程有着较大差别，导致同一文化传播至不同地区易呈现出“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特点，华夏先祖因此渐次孕育出了如中原、齐鲁、荆楚、吴越、巴蜀等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其次，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各自独特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经过长期的相互交融、相互借鉴，逐步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明共同体，极大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再次，中华文明在与中亚游牧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欧洲文明等多种文明的长期交往中，博采众长、取长补短，不断引进域外文明成果，为中华文明的创新提供了新的借鉴。正是基于不同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相互交融而形成的“多元一体”特点，使中华文明在面对现实挑战时，具有丰富的借鉴经验和应对策略，为不断创新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所铸就的“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昭示着正确的前进方向。虽然数千年的历史积淀为创新提供了充足养分，但若无正确的思想观念指引，只是一味教条地遵循历史经验、盲目地厚古薄今，中华文明终将走向封闭甚至是消亡。正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中华民族自古就不拘泥于祖宗之法、不满足于固步自封，而是勇于超越前人、开拓创新。尤为可贵的是，在革新中，我们也并非武断地抛弃所有前人的优秀传统与经验，而是本着“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的思想，尊重客观规律、辩证地吸取旧有成果、灵活应对新的问题。这种“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指导思想，确保了中华文明创新发展的正确方向。
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带来的现代启示
创新性作为中华文明突出的五大特性之一，是中华民族创造博大精深的文化并形成数千年绵延不断的伟大文明的重要保障，也是我们继续取得成功的精神财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在当代中国，“守正”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守正和创新相辅相成，是继承与发展、原则性与创造性的辩证统一。守正创新既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恪守正道、革故鼎新的文化传统相承袭，又与我们党一贯坚持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品格相贯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两个结合”重要论断的提出，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体现了新时期对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的继承与发展。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大力弘扬中华文明具有的创新性，继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和中华文化的精神特质融会贯通起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本文发表于《旗帜》（2023年9月21日第9期），作者系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荆宇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