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形成是近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关于世界历史的开启缘由，近代哲学家们大多秉持理性主义进步观，推崇理性的至高权威，将理性置于征服自然、规制全新社会秩序的制高点。马克思认为理性背后驱动物质利益追求的资本逻辑才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形成的原动力和根源。经历哲学批判和政治批判的不断探索，马克思最终将批判深入至“物质的生活关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追求剩余价值与不断扩张的演化趋势和逻辑造成人的自由自觉发展逻辑的断裂，解开了人们异化命运的真正奥秘。马克思自觉意识到资本逻辑的运行存在由基本矛盾导致的内在边界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底线、自然资源有限性导致的外在边界，体现了其对资本逻辑批判的边界意识。
关键词：马克思；理性；资本逻辑；边界意识
现代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多重危机和隐忧，日益暴露出现代性问题的内在矛盾和困境，呼唤着学术界对现代性问题进行深刻反思。而现代性问题归根到底是由资本逻辑决定的，资本逻辑是现代性问题生成的基础和土壤。在当前诸多学术话语中，对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思想的研究应得以进一步凸显。本文基于世界史形成的视角，梳理近代理性主义进步观，考察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产生之前的思想境况，在比较中彰显马克思对资本逻辑世界史意义的前提性确证；深入剖析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的生成路径及其具体内容，展现马克思对人类命运奥秘的开解魅力；分析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的边界意识，指明资本逻辑运行中存在的内在边界和外在边界，呈现资本逻辑的全图景；从而科学认识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理论的思想实质和重要地位。
一、世界历史的开启：理性还是资本？
世界历史“是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向全世界扩张的过程和结果”。[1]16—19世纪，伴随着资产阶级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孤立、封闭的状态陆续被打破，历史“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2]对于这一崭新世界秩序的开启根源，近代哲学家们的回答大多是“伟大的理性”。无论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英国哲学家休谟还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都秉承理性主义进步观，推崇理性的至高权威，将理性视为征服和占有自然界，改变社会规制，创造全新生存论和价值论，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向前行驶的内动力。
作为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肇始者，笛卡尔的理论核心在于其著名的“我思故我在”论断。“我思故我在”产生于笛卡尔运用彻底怀疑的方法探寻知识重构的根基中。笛卡尔认为，人类要发展科学，建立科学体系的稳固大厦，必须找到坚实可靠的知识出发点，强调运用怀疑的方法，排除一切“沙子和浮土”，尽可能地怀疑所有事物，包括感官知觉、数学知识甚至上帝等等，从而发现唯一确定和不可怀疑的便是“我在怀疑”。笛卡尔意识到，当我怀疑一切时，“我在怀疑”事实本身是不可怀疑的，由此提出“我思故我在”的精简命题。
“我思故我在”的具体内容蕴含着鲜明的主体理性进步观，宣扬了主体理性在世界历史形成中的创造性作用。其一，“思”与“我”具有高度同一性：“我在”指认的就是“我思”即思维的存在，没有“我思”便不会有“我在”。人的存在之根就在于思维和理性，它们是人们开创世界历史的根本属性。其二，“我思”——理性的自然之光是认识世界的第一原则和最终根据，是“我思”客体——外部现象的“实在”和“本质”。在笛卡尔的哲学原理中，整个世界俨然成为主体理性的对象世界，世界历史的开创只不过是主体理性不断进步的历史表征。其三，主体理性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每个人先天均等地拥有产生正确认识和辨别事物真伪的理性能力，不必求助于宗教的权威或外在的上帝。理性平等的思想体现了近代资产阶级精神独立的要求，是资本主义民主思想的基础，为资本主义推动世界历史向前行进提供了重要精神支撑。
休谟以经验理性极端完成者的姿态来凸显理性的世界史意义。在休谟看来，所有科学知识都建基于经验和观察的基础之上，所谓的“伟大的理性”从来不能产生任何先验知识，甚至就连我们最自以为是依赖理性演绎推理发现的因果关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凭借于理性，乃是凭借于经验”[3]，只是人们对日常生活中恒常结合现象的一种条件反射式的惯性联想。休谟将理性归结为习性的产物，限定在经验范围之内，倡导基于经验事实研究的自然实验科学的绝对权威和真理性，认为它们是促进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原生动力。
拒斥各种形而上学是休谟经验理性的另一鲜明特征。休谟指出，观念是印象在记忆中的摹本，有无相对应的印象原型，是判断观念真假的根本标准。无论是“物质实体”还是上帝、自我等的“精神实体”是否存在，既不可知也无法论证，人们从未获得它们的印象原型，没有经验过其原始感觉。休谟强烈反对在现实生活中将“人”形而上学化，认为“人”不是纯粹理性的认识主体，而是“限于日常生活中，限于日常实践和经验的题目上”[4]的个体生命存在者。个体对现世日常生活中各种财富、权力和享乐的世俗追求，规定了资本主义全新的生存论和价值观，促进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和法则的形成与稳固。休谟对形而下世俗生活的赞赏和强调，是替新兴资产阶级功利行为进行的露骨辩护，迎合了当时蓬勃兴起的资本主义主流价值观，是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疾驰”进行的“摇旗呐喊”。
在黑格尔看来，无论是主体理性的知识确定还是经验理性的知识限定，都存在着共同的致命缺陷：没有实现主观和客观、理性和现实的同一。“哲学的最高目的就在于确认思想与经验的一致，并达到自觉的理性与存在于事物中的理性的和解。”[5]黑格尔认为，应重新审视、厘定理性，赋予理性以实体和主体的双重属性：一方面，理性是世界的存在之根，是客观对象的本质和灵魂；另一方面，理性又是以自我为中介不断运动、发展、变化的主体。在黑格尔的理念中，理性不仅是主体的自我意识，更是客观世界的本源，现实社会的发展只不过是理性展现和实现自我的外在表征及显现过程。正如他所宣称的：“‘理性’是世界的主宰”、“‘理性’统治了世界，也同样统治了世界历史”[6]。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黑格尔的理性观常常被冠以“历史理性”、“世界理性”、“国家理性”等称谓。
黑格尔还将理性和现实的同一演绎至真实社会的发展之中：理性会在自我运动中扬弃现实市民社会的分裂状态进入到理性自由国家。他将国家看作理性发展的最高阶段，视为人类的自我意识所能达到的顶峰，认为世界历史完成于理性自由国家的建立。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理性自由国家最终在日尔曼（资本主义德国）得以成熟、完满和实现[7]。黑格尔的理性观预设了历史发展的终点，认为不断进步的人类文明进程将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达到顶峰，理性的绝对目的——自由自此成为“普照的光”。他的浓厚的历史理性主义进步观是对资产阶级社会“完满性”的歌颂。
在近代哲学家的视域中，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完全是一部高奏理性凯歌的历史，他们以不同的理论立场和观点诠释了理性的世界史意义，将理性视为推动“物的依赖”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开创性动力。然而，在马克思看来，理性从来没有如此大的威力，问题的根本在于理性背后更为深刻的根源——驱动物质利益追求的资本逻辑。理性仅仅是资本逻辑在精神层面的表达，理性主义进步观也不过是资本逻辑运动在意识形态层面的抽象反映。资本不断增值和无限扩张的运行逻辑才是形成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本源性动力，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一出现，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8]。
二、人类命运的开解：对资本逻辑的瓦解
对人类命运的反思与探寻是马克思奋斗终身的第一主题。不同于经典理性主义者，马克思认为“资本来到世间”不仅改变了整个社会的面貌和运作状况，而且近现代人类的生存秩序也由此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无止境地追求剩余价值和不断扩张的逻辑全面宰制与奴役着人，阻断了人的自由自觉的全面发展，将人贬低为等同于机器的价值增值的工具，使人们遭受种种剥削和异化的悲惨命运。正是通过对资本逻辑的深刻揭露，马克思才真正解析了导致人们生存困境的根本原因。但是，马克思对决定人类命运的关键——资本逻辑的批判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入直至最终抵达的艰辛探索历程。
大学时期，受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马克思将人的自由与解放诉诸意识哲学，高扬一种根植于个体的内在自我意识。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极力强调伊壁鸠鲁原子偏斜学说内蕴的个体自由意志，认为其是“最高神性的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9]，能够引领人们挣脱“命运的枷锁”去追求精神自由和快乐幸福的宁静生活。这一时期对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赞誉，是马克思寻求自身心灵自由和精神驰骋的内心表达，也是其对人们努力摆脱宗教神学的束缚而获得释放和自在的殷切希冀。然而，德国古典哲学实质上是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新兴德国资产阶级的思想抽象。马克思对自我意识的推崇和呐喊反映出其并未“超越启蒙”，也未触及“历史的深处”，相反是秉承和激化了启蒙理性的主题思想。
《莱茵报》时期，残酷的社会现实击碎了马克思对自由精神解放的自觉追求。这一期间，书报检查令、出版自由、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等问题，径直为马克思呈现了当时德国人卑劣命运的真实图景——精神自由遭野蛮扼制、合理物质享有权被残暴剥夺。这使马克思清醒地认识到，思辨的自我意识概念不再适用，如何使国家成为保障个人自由和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才是问题的焦点。然而，不容乐观的是，当时的德国并没有如黑格尔所言是理性和自由的化身，德国没有改变人们不自由的命运，相反成为私人谋取物质利益的工具，“成为林木所有者的耳、目、手、足，为林木所有者的利益探听、窥视、估价、守护、逮捕和奔波”[10]。这一颠倒的、“本末倒置”的晦暗现实对马克思的哲学信仰和理论视野产生了巨大冲击。
马克思开始质疑曾一度褒扬的黑格尔国家理性观，着手系统研究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国家学说。在研究中马克思察觉，黑格尔的理性国家与德国现实判然不同，德国政府没有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沦为林木占有者的工具”，政治国家并不能决定市民社会，恰恰相反，市民社会才是政治国家的前提。对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厘清，表明马克思已发现“物质利益”关系，超越了黑格尔国家理性观视域，开始建基于一个新的视角——市民社会去寻找社会历史和人类命运的奥秘。对此，恩格斯曾评论道：“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锁钥，……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但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也就是政治经济学”[11]。
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中晚期研究的重心。正是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揭露了资本无止境追求增值和不断扩张的逻辑本性，找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禁锢人的自由解放命运的根源。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始于对“当前经济事实”的困惑：为什么“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12]。为了解答这一困惑，马克思对商品和劳动及其关联进行了揭示。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两个根本属性——使用价值和价值，指出使用价值作为商品的物质属性表征的是商品的有用性，价值作为商品的社会属性指涉的是商品的可交换性；剖析了导致商品二重性的原因即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抽象劳动是撇开具体形式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它凝结在商品中形成价值，具体劳动以具体的对象性活动形式产生商品的使用价值。
对商品、劳动及其关联的揭示，是马克思解剖资产阶级社会的关键。基于此，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表现为通过具体劳动生产商品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显现为通过抽象劳动创造商品价值（内含剩余价值）的价值增值过程。对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解剖，使得马克思最终解开了资产阶级社会物的形式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揭开了资本增值的神秘面纱：“商品形式……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13]。在市场上表现为商品与商品之间的平等交换关系，实质上是资本所有者对创造商品价值的雇佣工人抽象劳动的剥削关系。正是抽象劳动，创造了超出劳动力本身价值的新价值即剩余价值。
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必然要求资本在运行过程中遵循价值增值、不断自我扩张以及自私自利原则的规律和逻辑。这种规律和逻辑已经魔化成“特殊的以太”，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力量和核心法则，成为万物的丈量尺度，万物都通过交换关系和交换原则被同质化。人也卑微地降格为资本的附属物，其存在的合法性根据完全交付资本裁定，甚至生命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都被简单、粗暴地规约和蒸馏为抽象的交换价值，“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14]。资本逻辑的统治力量必然堵塞人的多样性、丰富性本质的绽放，致使人的自由解放维度丧失，人们终将走向与自身生命本质相异化的命运。资本逻辑钳制和主宰的世界，“人的发展采取了物的发展的形式，人类历史不再是人本身的历史，而是资本发展的历史”[15]。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开解人们受欺压和奴役命运的根本途径就在于瓦解资本逻辑，击碎资本主义体系运行的核心。
从哲学批判到政治批判直至深入“物质的生活关系”的资本逻辑批判，马克思“走向历史的深处”，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物与物的平等交换下掩盖的资本占有者对工人的不平等的压榨和统治关系，解开了人们颠倒的、异化的“存在”命运的奥秘：资本作为一种物的社会关系反过来统治和支配着人自身，其追求无限增值的运行逻辑主宰和控制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运作，彻底阻断了人的自由自觉的全面发展。在理性及现代性刚刚崭露头角的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就已经揭示出资本逻辑的魔性和虚假性，寻找到开解人们生存困境的根源——瓦解资本逻辑，凸显其作为伟大哲学家敏锐的问题意识和深厚的解放情怀。
三、资本逻辑的内在边界和外在边界
在尖锐批判资本逻辑钳制和阻断人的自由解放逻辑的同时，马克思也确证了资本逻辑完善人的本质的客观积极作用，肯定了资本逻辑的内在运行及展开过程为推动人的主体性、类特性的真正实现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丰富多样的社会关系。
首先，资本逻辑的内在运行推动了生产力发展。资本追求增值的运行规律，决定了资产阶级必定加速发展科学技术，深入探索整个客观对象领域，奋力突破现有生产水平和生产资料的限制，以不断拓展和提升使用价值的创造及其使用。可以说，资本增值的内在本性是提高生产力和增加社会财富的“助推器”，它促使人们不断提升改造自然能力的力度和厚度，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以及“社会成员对自然界……的普遍占有”[16]，从而为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达至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
其次，资本逻辑的展开过程促成了社会关系的丰富性。在马克思所划分的三大社会形态的“人的依赖”阶段，地域性的社会关系造就的是封闭性、狭隘性的个人。在“物的依赖”阶段，资本追逐增值和不断扩张的本性冲破了一切区域的、民族的限制，使人的交往与联系在世界范围内大大扩展，人们开始“普遍地占有社会联系本身”，地域性的个人也“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17]。在这种扩大的、丰富的社会关系中，人们能够在更广阔的视域和地域上挖掘自身的独特个性和多方面的潜能。
但是，资本逻辑对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关系丰富的文明化作用，并不能抹杀其发展的有限性，资本逻辑的运行永远无法突破现存的边界，即由基本矛盾导致的内在边界和科学技术发展底线、自然资源有限性导致的外在边界。资本逻辑运行无法逾越的内在边界主要体现在：
第一，资本逻辑内含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本矛盾和固有界限。
马克思指出，资本集中和垄断的不断加强、劳动规模的日益扩大以及劳动资料日趋国际化的使用，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越来越采取协作性、社会性的形式和方式。这种具有联合性的生产社会化形式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垄断和私人占有制之间不相融合，一旦生产社会化的深入发展，“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18]。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是资本逻辑本身固有的运行界限。资本及其逻辑的发展都无法克服、逾越这一内在界限。
第二，资本逻辑内含生产无限扩大和社会消费能力相对缩小的基本矛盾和内在界限。
受无比贪婪本性的驱使，资本主义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和新的生产领域，创造出数量和种类日益繁多的使用价值，这就迫切需要足够的“有效需求”和社会消费能力来予以吸纳和消费。然而，资本家趋利的欲望以及剥削率的提高，使得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能力被压榨至相当狭小的范围之内，其相对于剩余价值生产扩大而言却不断萎缩。由此形成了生产无限扩大与社会消费能力相对缩小的冲突和结构性差距，导致供应和需求之间的失衡。当供需失衡达到一定临界点之后，就会产生严重的生产过剩，造成生产、流通领域的脱节和受阻，从而爆发周期性的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痼疾，直接威胁着资本本身，是资本逻辑基本矛盾最集中的表现形式和内在发展界限。
如果把资本、生产、消费、所有制关系作为一个运行系统，资本逻辑止步于这个系统矛盾所产生的内在边界的同时，也受这个系统外部环境的发展状况——科学技术发展底线、自然资源有限性导致的外在边界的制约。
科学技术是资本主义实现价值增值和经济腾飞的第一要素。但科学技术有自身发展的限度，科学技术的本性决定其功能的底限和边界。科学技术的本质是人们利用自身的知识和技能对外部世界进行改造，使之呈现出预想景象的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活动并非恣意妄为，它是自然规律和科学规律的实际应用，受一定规律的指引和束缚。科学技术的发展要遵循一定的自然规律和科学规律，“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9]。规律所“禁止”的功能或属性就是科学技术发展的边界和极限，科学技术的边界所到之处应是规律所运行的轨迹之处[20]。科学技术发展的底线自然构成了资本逻辑运行的外在界限。
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也是资本逻辑无法超越的外在界限。资本主义条件下，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是为了满足人们一定的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其对自然界的开发和利用是有限度的，不会从根本上干扰外部自然的内部循环。而在价值增值的生产过程中，受无比贪婪本性的驱使，资产阶级无限度地利用和榨取自然资源，将自然环境的自我修复潜能彻底损坏，根本危害了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存续与发展，并最终影响和破坏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原材料和再生材料的来源——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它不可能永远满足无止境资本增值的劳动过程的大肆开采和滥用。如果资产阶级不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维护自然、生态与人类社会的和谐与平衡，无节制、毁灭性地榨取自然资源，必将自掘坟墓、自我毁灭。
马克思超越了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义，以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方式找到了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开启的缘由以及人类生存困境的根源，敏锐地意识到资本逻辑运行与发展具有的限度以及无法突破的界限。他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凸显了马克思学说本身具有的理论魅力，对资本逻辑运行限度的理解体现了其思想的问题意识和边界意识，表明了资本逻辑孕育着自我灭亡的趋势。马克思批判资本逻辑的方式与意识，为颠覆资本主义制度和谋划未来社会提供了方向性理论力量。
注释略
（本文发表于《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韩淑梅，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同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