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包括当前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内的20世纪以来烈性传染病的频繁爆发，从生态原因来说，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引发野生动植物物种多样性丧失而导致病毒向人类社会“溢出效应”的表现。从社会原因来说，是资本主导下的市场经济为了实现资本无限增值而不惜干扰破坏自然环境正常生态循环的结果。疫情表明无限增值的资本力量才是人类当前面临的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的始作俑者，这一基本认识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在利用资本扩大物质生产的同时驾驭和导控资本力量，同时建立一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生态主义生存观、消费观和伦理观，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市场和自然和谐相处。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资本力量；市场经济；驾驭导控
当前正在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是人类身体的危机，也是人类生存其中的大自然的危机。按照马克思关于人是人的“有机身体”和“无机身体”的统一体的论断，这次疫情就像一面镜子，反映了人类身体和自然环境的共同危机，实际上是人类的生存危机。这种危机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重新审视人的生存方式。
一、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生态原因分析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尽管来势凶猛，具有一定的突发性，但是如果从当前人与自然关系的既定模式来看，又是偶然中的必然，有其深刻的生态原因和社会原因。可以肯定的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是生态危机的最新表现，而生态危机又是此次病毒疫情的直接成因。
2019年12月30日，武汉市华南海鲜市场从业人群中出现不明原因的肺炎。第二天，武汉卫健委在其网站发布通知，指出当地医院报告了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的肺炎病例27起，其中7名患者病情严重。2020年1月4日，知名学术期刊 Science 官网随即发表了题为Novel human virus? Pneumonia cases linked to seafood market in Chinastir concern 的报道，怀疑武汉出现的不明原因肺炎可能是一种新型病毒所致。1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造成武汉肺炎疫情的新型病毒命名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1月26日，新华社报道，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研究所在新型冠状病毒溯源研究中取得阶段性进展。该所首次从武汉市华南海鲜市场的585份环境样本中检测到33份样品含有新型冠状病毒核酸，并成功在阳性环境标本中分离出病毒，证实在华南海鲜市场环境中存在着大量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报道指出，华南海鲜市场名义上是海鲜市场，实际上是个综合市场，该市场西区存在野生动物交易，而这一区域的阳性标本也比较集中，占全部阳性样本的42.4%。研究者高度怀疑此次疫情与野生动物交易有关。尽管导致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真正源头并没有完全确证，武汉市华南海鲜市场到底是这种致命病毒的源发地还是病毒感染的中转站还存在很大争议，但是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源自野生动物的结论却得到绝大多数研究者的认可。事实证明，不仅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而且现代社会中流行的大多数传染性病毒大部分来自野生动物。
2003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肺炎疫情席卷全中国，并很快向全球蔓延。疫情爆发之初，当务之急就是找出病源。2003年4月16日，香港大学医学院的科研人员率先完成“非典”肺炎病毒的基因谱排列，研究者确定“非典”肺炎病毒是一种全新病毒，怀疑“非典”病毒很大可能来自野生动物，至于是什么动物，则有待进一步研究。2003年5月24日，农业部动物冠状病毒疫源调查组在“非典”病毒起源研究上取得突破，他们从蝙蝠、猴、果子狸和蛇等数种野生动物体内检测到冠状病毒基因，发现它们的基因序列与“非典”病毒基因完全一致。2003年6月3日，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宣布，从湖北省境内的果子狸身上检测出“非典”冠状病毒，进一步推测果子狸可能是“非典”冠状病毒的自然宿主。2017年11月30日，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团队经过14年不懈研究，在国际病原学权威刊物 PLoS Pathogens 上发表研究论文Discovery of a rich gene pool of bat SARS related coronavirusesprovides new insights into the origin of SARS coronavirus。根据她们的研究成果，该团队在云南发现了一处蝙蝠“非典”（SARS）冠状病毒的天然基因库，证明“非典”（SARS）冠状病毒起源于蝙蝠中的病毒重组，证明了之前科学家高度怀疑作为病毒自然宿主的猴、果子狸和蛇等数种野生动物不过是“非典”（SARS）冠状病毒的中间宿主，而蝙蝠才是“非典”（SARS）冠状病毒的真正自然宿主。
根据科学研究公认的结果，不仅当前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和2003年的“非典”（SARS）病毒，事实上，20世纪以来人们闻之色变的艾滋病毒、埃博拉病毒、马尔堡病毒、MERS病毒、甲型H1N1流感病毒、尼帕病毒、寨卡病毒、亨德拉病毒等造成大面积人群感染和死亡的超级病毒，都来自于作为自然宿主的野生动物。医学发展史表明，工业革命以来，由于人类对病原体不断深入的研究、特效药的研制和传染病综合防治办法的出台，传染病已经大大减少，其破坏性也被有效控制，但是问题的另一面却是，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在最近30年间，超级病毒却大大增加了，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日益严峻的挑战。据统计，在近30年间，全球产生了将近40种由超级病毒导致的烈性传染病，其中一半在我国有所发现，而且，最近十年来，我国平均每年就有一种新的传染病出现。[1]密集产生的超级病毒和烈性传染病的肆虐迫使我们不得不认真反思一个问题：源自野生动物的超级病毒为什么会越来越频繁地造访人类？
生态学有一个基本的准则，就是“只有生物多样性才能产生生态稳定性”，这就是说，一个生态系统越复杂越多样，这个生态系统的生态结构就越稳定，整个生态系统对于来自人类社会和自然本身的各种扰动就越具有强的抵抗力。在地球上，最稳定的生态系统莫过于热带雨林。在热带雨林中，不同的物种、种群和群落形成了复杂而严密的生态系统，各个物种和种群之间相生相克、环环相扣，存在着紧密而广泛的制约关系，能够经受比较强烈的外界扰动，亦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相比较于热带雨林这种自然生态系统，人造生态系统因其物种单一、种群较小、关系简单而成为地球上最为脆弱的生态系统，时时需要人类的干预和修复。比如说农田，由于化肥和农药的大量使用，除了农作物之外的任何生命都被人为手段极力消灭，在这个极为单一的生态系统中，只要有害病毒和有害生物存在而得不到人类干预，都会造成农田生态系统快速崩溃和巨大的农业损失。人造经济林以及城市里大量的人造生态景观也是如此。由于单一物种大规模栽培，没有形成相互牵制的复杂生态系统，这种人造生态系统很容易诱发特定病虫害而陷入崩溃。
在人类社会产生之前的全部历史和人类社会产生之后的大部分历史之中，地球上的生态系统总体而言是一个复杂多样的自组织稳定系统。随着现代工业的出现，特别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组织调配的资本主义工业的出现，人类开始了大规模干预自然生态循环和过分向自然索取资源的历史。一方面由于人类依靠工业生产大规模向自然进军，一方面由于工业革命以来人口的不断增殖，整个地球的生态景观被天翻地覆地改变了。现代工农业以更大规模向大自然进军，大量草原、森林和湿地被开垦成农田，大量工厂被建立，大量矿产资源被开采，海量自然资源被投入到工农业生产当中，海量工农业废弃物被抛入大自然当中，导致了大自然生态平衡被破坏，生物多样性被减少，野生动植物栖息的空间被大大压缩。人类社会生存空间的大规模扩张和野生动植物生存空间的大规模压缩构成工业革命以来地球上最为夺目的人造景观，这一现象必然导致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又使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产生剧烈变化，进而加剧野生动植物种群的缩小和野生动植物种类的消失。据估计，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性野生动植物种类消失的速度是人类出现以前的100一1000倍。
野生动植物物种多样性的丧失在导致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的同时，也给包括病原菌在内的微生物生存环境带来巨大的变迁。以病毒为例，病毒尽管是一种个体微小、结构简单、功能单一的生命体，但是病毒也是地球上最早出现的生命体之一，“在数十亿年的时间里，病毒与微生物鏖战不休，演化出了无数攻防的招数”[2]16。病毒仅仅是一个遗传物质和蛋白质裹在一起的生物大分子，它本身不能独立生存，必须在细胞或者动物体内才能进行它的生命活动。事实上，在野生动植物自身的生命系统和大自然的生态系统之中，由于亿万年的生态进化，绝大多数病毒都是与其自然宿主和生态环境友好相处的，并不会造成严重的生态灾难，即使造成了局部的生态损伤，自然生态系统也会采取生态修复机制恢复生态平衡。随着人类社会生产生活范围不断扩大，随着人类社会不断侵入大自然的领地，野生动植物的活动范围被急剧压缩，这就直接导致病原体的原始宿主面临生存的威胁，产生了病毒从自然宿主和大自然向人类社会的“溢出效应”。当野生动物被迫以主动和被动的方式与人类社会密切接触时（例如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就给病毒提供了在人类社会当中繁衍的广阔天地。在新的遭到破坏的自然环境和完全不同于自然环境的社会环境中，病毒面临其自然宿主衰微的残酷现实，就不得不通过基因突变等形式以适应新的环境并使自己继续生存下来。在这种环境的巨大演变之中，原本不致病的病毒有可能为了生存演化出致病的毒性基因，而一些本来就致病的病毒为了适应更为恶劣的环境就演变成为更加致命的超级病毒。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不断侵入野生动植物固有领地的事实，反映了人类导致的环境压力和环境崩溃正在给病毒提供更多从动物身体中传播到人类社会的机会，也使人类生存面临以前不曾遭遇的大规模烈性病毒挑战。
二、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社会原因分析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与近年来绝大多数恶性传染病的爆发一样，不仅有其深刻的生态原因，更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它不仅仅是大自然给人类造成的痛苦，同时也像一面棱镜，折射出人类给大自然造成的痛苦。
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说，疫情的爆发意味着自然界当中病毒和人类社会之间既有生态屏障被打破，自然生态系统对病毒的抑制功能被破坏，但是从社会角度来分析，疫情的爆发更意味着人类的社会活动突破了自然生态系统自我修复的极限，导致供养人类社会的自然开始展现出反人类的另一面。实际上，人类在地球上生存的历史超过700万年，人类文明史也超过了1万年，在漫长的人类史上，人类并没有能力大规模干扰和破坏地球上的生态系统，早期人类社会活动对自然带来的干扰完全在自然生态系统的修复范围之内。人类给自然界打下的痕迹，就像沙滩上的脚印，很快就会被自然生态的潮汐抹平。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产生之后，在受资本驱动的资本主义市场在全球建立之后，人类才携资本和市场两大利器，具备了大规模影响地球生态环境的超强能力。正如陈学明所说，“我们所面对的现实世界无情地告诉人们，只要资本逻辑占有统治地位，只要是为着最大限度的获取利润而生产，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生态危机。”[3]这进一步说明，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推动着我们去追寻疫情背后潜藏着的人类生存方式的深刻根源。
毫无疑问，当前人类生存方式的根本特征是资本主导下的市场经济。资本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具有三大特征，一是效用第一的生存观，二是利润至上的经营观，三是消费主义的价值观。无一例外，这三大特征在推动人类社会物质生产丰裕的同时也对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压力，是当前生态失衡的深层次社会原因。
（一）效用第一的生存观
效用第一的生存观源于资本在市场中无所不在的主宰性力量，指资本的根本属性在于把一切资源都转化为有用的物。在奠定了《资本论》理论框架和基本内容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如此分析“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4]389这就说明，资本作为市场中真正的主宰，是以有用性的视角来对待自然界的，它决定了社会和自然界中的任何存在都必须在资本的法庭上为自己的存在做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决定了生态规律并不在资本运作的关注范围内，自然界的存在价值仅仅体现在它是服从资本增值需要的原料库和垃圾场，在资本这个冷峻的法官面前，自然不再有任何“感性的光辉”。
资本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所具有的效用第一的生存观包含三个层次的规定性。一是用经济增长衡量一切发展。在资本主义市场，不仅“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而且只要价格公道，一切存在都可以变成市场上的商品来买卖，只要它能够带来经济的增长。在这种衡量标准下，自然界的生态价值就被异化为财富增长的经济价值。二是用经济增长解决一切问题。认为任何社会问题，包括生产扩张导致的生态问题，都可以通过经济增长的方式来解决。近年来，不少地方流行的“先发展后治理”的发展观就是用经济增长解决一切问题的生动写照。三是用经济增长评判一切是非。认为社会发展的一切是非曲直都可以用经济增长来判断，所有社会活动只要有助于经济增长就是正确的，不带来经济增长的所有社会活动都是无效的。效用第一的生存观严重威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必然导致人类社会不计生态后果和生产投入地扩大经济产出，导致经济的暂时增长往往是以巨大的生态破坏为代价的。
（二）利润至上的经营观
受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的反生态性的第二个方面特性是其坚持利润至上的经营观，利润至上的经营观也是效用第一的生存观在资本主义市场中的直接表现。所谓利润至上，指的是市场经济的主导性力量是资本增值的力量，这个力量是一切市场当中“看不见的手”背后最根本的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均详尽论述过资本的增值冲动。恩格斯指出，“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个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效益。不仅如此，甚至连这种效益——就所制造的或交换的产品的效用而言——也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了；销售时可获得的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5]385马克思的引证更加生动，“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他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架的危险。”[6]266这充分说明，资本追求增值的欲望是无限的，从而它对自然的剥夺和滥用也是无限的。
利润至上的经营观包含三个方面的规定性。一是市场经营以资本增值作为最高目标。没有资本的力量当然谈不上市场，在一切市场当中，资本都是占据主导性的和根本性的力量。马克思认为，资本就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组织生产的唯一目的就是资本增值。资本增值的唯一追求决定了资本不得不把剥削人自身资源和自然资源作为资本增值的基本手段，换来的就是更多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被投入到市场经营当中。二是利润至上的经营观首先满足的是个人的利益而非集体的利益。自私性是市场经济的基本道德属性，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载体，资本家在市场当中进行经营，首先不是为了满足社会群体的利益，而是通过满足社会群众利益这个手段来满足资本不断增长的利益。这就决定了在市场经济当中，市场经营者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必然站在个人利益的立场上来做基本的价值判断。因此，当市场经营者必须在个人利益和生态利益两者当中做出选择的时候，市场经营者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损害生态利益而维护资本利益。三是利润至上的经营观满足的是市场发展的短期利益而非长远利益。市场经济服从价值规律，而价值规律的发挥作用又是通过价值和价格的辩证关系来实现的。对于资本而言，资本周转的时间越短，资本获得的总利润就越高，资本周转时间越长，则资本的增值速度就越慢，所以，市场当中的所有的资本都是短视的，不会顾及到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市场经济的周转规律和自然生态的循环规律截然相反，当追求短期化的市场循环规律面对周期较长的生态循环规律，市场循环就天然地表现出逆反性。现实中的情形往往是，具有强大资源调配能力的市场循环强制性的拆散生态循环的封闭圈子，毫不留情地把生态资源拉入市场循环的快速运转当中，造成严重的生态循环断裂。这当然也影响了病毒参与其中的生态微循环，让病毒对于人类社会的“溢出效应”频繁发生。
（三）消费主义的价值观
利润至上的经营观必然导致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因此，受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的反生态性的第三个方面特性是其坚持消费主义的价值观。所谓消费主义的价值观，指的是受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塑造出了把消费作为唯一生存价值的人的存在，导致人生存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进行商品的消费。马克思高度概括了资本主义市场推崇消费的三个典型特征，“第一，要求扩大现有的消费量；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以便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7]391在马克思看来，巨量生产和巨量消费是同一个资本主义市场的两个侧面，资本主义海量生产必然带来商品消费无限扩大。
消费主义的价值观也包括三个方面的规定性。一是市场经济中人的单向度生存。所谓人的单向度生存，是指健全的人性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被异化为仅仅消费的存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试图占有更多的物质财富，并且通过占有物质财富来占有更多的社会关系和资源。在市场经济中，人的贪婪性被无限放大，人的生存追求就是无限物欲的满足，将物质消费的质和量作为衡量人的社会地位的唯一标准。当一个人的生存价值仅仅在于消费，其社会效应必然是不断扩大对于自然界的索取和滥用，必然导致越来越严重的生态危机。二是生活方式的挥霍浪费和享乐主义。毫无疑问，当今全球最具标识性的生活方式就是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就是高投入、高享受、高浪费的生活方式。美国式的生活方式不仅是西方发达国家现实存在的生活方式，而且也是绝大多数不发达国家梦寐以求的目标。在“美国梦”的鼓励下，我们习惯于一次性消费，通宵玩耍胡吃海喝，能坐着绝不站着，能乘电梯绝不爬楼梯，于是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娇贵，动不动就亚健康，也给各种病毒入侵人体带来了绝佳机会。实际上，美国式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正如鲍德里亚所言，这种生活方式推崇“消费就是爱国”“节约就是反美”[8]76，代表了一种靠剥夺全球生态资源和以不发达国家的低消费为代价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不可能在全球扩展开来，如果全世界的后发达国家以美国的生活方式为标的，其代价一定是全球生态循环更加迅速而彻底的崩溃。三是当代人类的生存方式以透支后代人的生存资源为代价。消费主义的价值观不仅会导致国家和民族在生态资源占有上的共时性不公，还会带来代际之间在生态资源分配上的历时性不公。也就是说，现时代人类物质生活的高度浪费，一定会给后代带来非常窘迫的生存环境，迫使我们的后代不得不以更加严酷的方式对待生态资源，加重人类社会和生态环境关系的恶性循环。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双重原因，资本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所具有的三大特征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得到了更彻底地的认同和执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为了尽快改变在物质财富积累方面的不利局面，为了尽快改变国内民众物质生活落后的窘境，往往会以超常规方式发展经济，变本加厉地鼓励消费社会的形成和透支未来发展的生态储备，决策者往往把相比于发达国家更高的GDP增长率作为追赶超越的前提条件。在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的单一思维主导下，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于生态资源的保护就变成一个不那么紧迫的问题了，甚至会把粗放式开发生态资源作为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重要手段。因此，包括恶性传染病流行在内的生态问题在发展中国家面临更为严峻的形势不仅有历史的原因，更有现实的原因。
总而言之，在受资本主导的市场逻辑的统辖下，任何市场主体都是仅有经济理性的市场主体，都不会将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作为市场运行的基本目标，而是倾向于将自然生态系统的全部资源视为资本增值的资源，同时通过分解、分离的方式将之投入到市场当中，将之视为不费分文免费使用的资源源源不断地投入到生产和消费当中，同时将生产和消费的废料无情地投入到大自然当中而不负任何责任。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不受制约的资本逻辑和市场法则是生态环境的敌人，当然也是正在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始作俑者。
三、生态保护必须驾驭和导控资本力量
将当前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归因于工业生产和市场法则，本质上还是归因于资本增值的力量，因此，扭转不断严重的生态危机趋势，最终还要落脚到如何对待资本这个本质性问题上。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史，实际上是对待资本的态度不断转变的历史。在新中国诞生之初，社会主义政权严格排斥资本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实行了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一大二公”的经济格局。但是随着计划经济体制不断僵化所导致的社会主义经济困境，国家改变了对待资本的态度，积极鼓励以资本的方式来配置生产资源，资本不仅在经济资源配置中占主导地位，而且在文化、教育、医疗、环保等领域的资源配置中也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成熟的市场经济已经建立起来，资本已经无孔不入地深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主义中国之所以在对待资本的态度上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传统的计划经济资源配置方式出了问题。计划经济的出现，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运转所导致的无序生产和贫富差距，但是计划经济的实际运行在杜绝了无序生产和贫富分化的同时，也造成了劳动者生产积极性受挫，社会创造力大幅下降和公民普遍贫穷的尴尬局面。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之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决策者试图利用绝对理性的政府计划杜绝资本对于市场资源的非理性配置，但是实际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做不到完全理性，这一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体制无法胜任理性调节资源的过高预期，二是因为社会公民普遍存在的私有观念也无法适应社会主义“一大二公”的过高要求，从资本主义社会和封建社会当中留存下来的私有观念在相当程度上依然制约着绝大多数劳动者的思想境界。“社会主义国家早期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虽然理论上设想了种种能够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缺陷的种种优越性，然而这种理想并不等于现实。”[9]24现实经济发展的挫败迫使决策者将目光聚焦于资本的力量。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之所以在经济和社会中实现长足发展和深刻变革，资本毫无疑问是根本推动力。在当代中国，随着市场经济充分激发了全民参与财富创造的热情，国民经济仅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完成了西方国家用两三百年才完成的财富积累，不能不说是资本推动经济增长带来的奇迹。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资本的拥有者从资本的扩张中掌握大量财富，而且站在资本对立面的普通劳动者也从资本的扩张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但是硬币的另一面却是，中国社会在深得资本扩张之利的同时，伴生的资本扩张之弊也是非常严重的。比如说，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企业成了独立法人，企业用工政府相对不能干涉，这造成了大量下岗工人的出现；也由于土地被纳入市场，大量富余劳动力被从土地上剥离开来，耕地受到严重侵蚀，粮食安全空前严峻；资本增值的非理性力量将大量自然资源纳入资本循环，导致了资源开采缺乏长远规划，矿产资源浪费严重；生产过剩已经成为影响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问题，消费社会价值观已经深入人心，由此导致生态危机的空前严重。资本扩张的结果是环境恶化和资源枯竭，形成了资本扩张破坏资本扩张的自然前提的资本悖论。在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之时，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而抛弃资本逻辑的选择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是任由资本扩张的单一逻辑主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一条自我毁灭的不归路。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随着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困扰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最为迫切的问题，驾驭和导控资本力量，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成为非常紧迫和必要的问题。
驾驭和导控资本力量的前提条件，是要对资本的本质有清晰的认识。马克思说，“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10]920这充分说明，资本尽管作为一种有效的调配社会资源和扩大社会生产的手段，但其本质始终是一种生产关系，是属于一定社会和历史形态的生产关系，在不同的社会关系当中，资本就会表现出不同的社会性质，也会赋予其调配的资源以不同的社会属性。马克思的这段论断也充分说明，资本的属性就是其社会关系属性，会随着社会形态的历史性变迁而表现出不同的价值意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社会价值就是为资本家组织全部生产资源，把广大劳动者和自然资源纳入资本循环的轮回之中，为资本家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这决定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资本运转的规律必然与自然生态的循环规律相背离，资本增值是以环境破坏为代价的。资本增值是资本主义社会通用的发展方式，这种方式本质上是利用人对物质财富的贪婪来刺激社会发展，实际上这种发展不仅是与人的全面发展背道而驰，而且造成了十分严重的生态危机。在社会主义社会当中，尽管资本的运转逻辑天然地和生态环境的运转逻辑相悖，但是在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和共产党执政的前提条件下，就有可能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当中掌控资本的力量，改变资本的社会属性，赋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本以新的社会内涵，从而建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当代中国对待资本的态度，是相互融合的利用、限制和超越的三部曲。
所谓利用，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当然应该利用资本的力量来发展生产力，改变人相对于自然的依附地位，使人能够更加有效地利用自然，从而摆脱人类物质贫乏的生活状态，为人类的解放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事实证明，4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就是党和政府建立了资本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并有效调配了各种生产要素，充分激发了人民群众创造物质财富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当前，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还没有得到充分满足，说明资本的这种创造使命尚未完成，这决定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资本并不是我们说取消就能取消的，我们必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利用资本调配资源和增值生产的高效率优势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所谓限制，就是依靠社会主义政权的力量充分鼓励资本促进生产力发展，制约和规范资本循环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它包括制度限制，伦理限制和法规限制。制度限制，就是要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保护生态环境，不使市场交易原则超出市场的既定范围。伦理限制，就是要培养生态道德，让经济发展不伤害社会环境，不以生态破坏为代价。法规限制，就是要通过深入系统的法律法规建设，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的市场行为，让破坏环境的生产经营行为付出沉重代价，让资本增值所导致的生态问题不至于失控。
“真正要实现生态文明，对资本仅仅限制还是不够的，还得最终超越资本。”[3]对待资本并不仅仅是利用和限制，如果仅仅是利用和限制，仍然不能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判然相别，不能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建设的实质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之路，最根本的要求，就在于它必须坚持一种超越资本的取向和态度。实际上，“资本的利用和资本的超越也是同一个历史过程”，[3]我们之所以要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一个“社会主义”的定语，就是表明我们所实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崇极端资本增值逻辑的自由市场模式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就在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意识调节和按比例协调的市场经济。如何超越资本？就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上扬弃资本，不把资本增值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手段，不把资本增值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不把经济增长作为社会进步的衡量标准，而把人与自然的和谐程度，把生态建设，把人的幸福指数作为社会进步的标准，实现社会发展、人的发展和生态发展三位一体的根本目标。
四、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态之维
反思正在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的社会成因，足以发现建立与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除了依靠政府的权力来驾驭和导控资本力量这个基础条件之外，还必须建立一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生态价值观，包括生态主义的存在观、消费观和伦理观，通过改变人的价值取向，调整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市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
人的存在方式和自然环境问题密切相关，如果不解决存在问题，环境问题的解决就会丧失方向。人类的存在方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占有”，一种是“存在”。所谓“占有”，就是把人存在的意义归结为对物的占有，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视为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所谓“存在”，就是将生命的意义归结为他的自主生活方式，人并不因为其拥有的物质财富而存在，而是以他的自主性、创造性以及对他人和自然的责任而存在。事实上，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大多数人是以“占有”的方式存在的，这种占有不仅表现在人对他人的占有，还突出表现在人对自然资源的攫取和破坏上。法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高兹指出，在生态文明的社会环境中，就是要摆脱“越多越好”的生活原则，实际上，“消费得更少而生活得更好”的情况是可能的，这就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产更多耐用品以及更多不破坏环境的商品。他指出，“当人们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价值都是可以量化的，认识到金钱并不能购买到一切东西，认识到不能用金钱买到的东西恰恰正是最重要的东西，或者甚至可以说是最必不可少的东西之时，‘以资本为根基的秩序’也就从根本上动摇了。”[11]116加拿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威廉·莱斯同样认为，如果人们能够把注意力转向生产领域，使劳动者在自主的、创造性的环境中从事自由自在的劳动，劳动者就能够获取自我实现和幸福满足。[12]7可见，以占有为特征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并不能真正使人得到满足。以“存在”为特征的生活方式，是通过创造性劳动而实现的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生活方式，人与人之间形成相互合作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是共同发展的关系，而这种生活方式的实现，根本上是在劳动领域内完成的。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要致力于在人的生活方式上实现革新，即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当中那种使用价值从属于交换价值的价值观，要在生产性正义和分配性正义两者之中更加重视生产性正义，要让劳动者在自主的、创造性的劳动过程中获取幸福和满足。这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生产，不仅包括按照人的肉体的需要来生产，还包括人应该全面生产自然界，要以全面恢复自然的良性循环为己任，不仅要尊重实用价值，更要尊重自然的生态的和美的价值。
对于资本主义的消费特征，马克思说，“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在别人身上唤起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做出新的牺牲，把他置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促使他进行新花样的享乐”，这说明马克思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预见到人在消费社会的生存方式，“产品和需要的范围的扩大，成为对不近人情的、过于讲究的、违反自然的和想入非非的欲望的精心安排和总是考虑周到的迎合”，为了实现资本增值和利润增长这一资本主义亘古不变的目的，“工业的宦官投合消费者的卑鄙下流的意念，充当消费者和他的需要之间的皮条匠，激起他的病态欲望，窥伺他的每一个弱点，以便然后为这种亲切的服务要求报酬”[13]85-86。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了的人的存在方式只能是专心致志的享受动物的机能，把动物的机能视为人的机能，而劳动明明只属于人的独有的机能，却被人视为是动物的机能，人被异化为只知道物质消费的“残废的怪物”。正如同通过促进片面生产的方式不是社会发展的长久之计一样，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依靠投资、出口和内需三驾马车拉动的模式，特别是以刺激内需的方式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也不是长久之计。因为试图通过刺激人的物质欲望尽可能地去消费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化，既不符合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消费的理论，也不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当代中国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要否定物质消费，而是在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真正的需要，不是更多，而是更好，不是物质欲望，而是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不是要去鼓励消费社会，而要去引导消费，要让人认识到精神和文化需要的重要性，要在满足人的基本物质需要的基础上，让人认识到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去努力探索一种物质需要更少，而人生活更好的生活方式。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同时也是一个核心价值观的问题，是人的灵魂问题。解决生态问题不仅涉及生产关系的革新和社会治理方式的革新，也是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真正与生态环境友好相处，取决于我们能否完成这场思想革命。建设能够与生态环境和谐相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就在于塑形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福斯特说，社会成员的生态伦理和生态意识意义重大，一旦我们能够做到把“自然和社区的地位必然处于资本积累之上；平等和正义处于个人贪婪之上，而民主则处于市场之上”[14]46，就为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和谐相处奠定了雄厚的思想基础。在当代中国，要建立生态社会主义，一方面要进行社会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工作，另一方面也要促进人们生态意识的觉醒。当前，主流社会愿望仍然是不断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消费需求，但是这种物质消费需求在达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受到价值观的制约，人们的物欲决不能无限制地膨胀。物欲膨胀的生态危害性必须要引起我们的警觉，当代中国要对消费社会的消极后果保持足够的警觉。我们要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高度重视生态伦理建设，特别是高度重视生态道德文明建设，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以真正建立的深层次因素。
综上所述，反思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超级病毒给人类健康和社会发展带来的灾难性影响，反思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突出成就和这种发展给自然环境带来的巨大压力，特别是反思当前正在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的社会成因，可知环境的持续恶化和瘟疫的频繁肆虐反映了当前人类生存面临着根本性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有在利用资本扩大物质生产的同时驾驭和导控资本力量，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态之维，才能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动态平衡，当代中国才能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可持续的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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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刊发在《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 第6期），作者系宝鸡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陕西省重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宝鸡基地）主任刘晓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