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之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支，曾经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主流。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西方马克思义理论家们主要是试图沿着由马克思树立的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方向，不断发展创新着一种独特的哲学社会理论范式——“批判理论”。纵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在其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中，始终纠葛理论理想的正当性与方法论基础的合理性之间的矛盾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方法论基础的问题严重制约了批判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变革理论的功能发挥。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端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重建。20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遭遇实践和信仰的双重危机。最致命的威胁则来自于理论内在的消极退化倾向——经济决定论。经济决定论把社会主义视为一种按照必然性的规律从物质经济过程自然生成的东西。这种观念表面上是要肯定共产主义替代资本主义这一“铁律”，但它的逻辑后果是忽视了历史主体意识的能动性，从根本上抹杀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性。卢卡奇认为，这种社会历史观念明显地导向历史宿命论，导致对人和人的活动的取消。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重新解读历史概念，借助黑格尔历史哲学概念来纠正“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自然本体论。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实践的辩证法，而不是自然辩证法。卢卡奇将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定位于总体性范畴。总体性体现了社会历史发展中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前提和基础。卢卡奇认为，总体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有方法论的核心地位。他说：“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之于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1]卢卡奇指出，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原则来源于黑格尔。在黑格尔那里，总体不是一般的“部分之和”，而是一种走向绝对的能动的创化力量。按照卢卡奇的理解，总体性思想分别从共时性和历时性的角度把握了人类存在的总体性，共时性侧重于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历时性侧重于人类存在的历史性过程及其形态演进。柯尔施也指出过，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总体来理解和把握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总体性来把握和实践的理论”[2]。
如果说总体性思想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人类社会历史观，那么与之直接相联系还有一个具有认识论意义的中介范畴。中介在黑格尔那里既是认识方法，也是说明社会历史本体论的术语。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说，中介是“运动着的自身同一”，“它是自身反映，自为存在着的自我环节，纯粹的否定性”。也就是说，中介就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自我理解，一种反思性的本体过程的形式。卢卡奇对中介的理解几乎和黑格尔完全一致，他说，“历史的现实性本身只能在复杂的中介过程中才能达到，被认识和被描述”，这种“中介的范畴作为克服绝对观念的纯直接性的方法论杠杆不是什么从外部（主观地）放到客体里去的东西，不是价值判断，或和它们的存在相对立的应该，而是它们自己的客观具体的结构本身的显现”[3]。在这里，卢卡奇非常看重的是中介所体现出的主客体同一性，认为这种反思性的认识模式正是反对资产阶级以意识形态之认识论基础的有力武器，因为那种以主客体二元分裂为前提的认识模式把事物的直接的表现视为“事实”，从而掩盖了社会历史的本质。历史的本质表现为社会结构及其变化，人们可以通过观察社会结构来研究历史的本质，但必需的途径是认识作为总体的历史发展过程。然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正是以拜物教的形式停留在社会现实的直接性上。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这种直接性，基于不同的阶级利益和历史地位，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必然会产生截然相反的认识论立场，前者沉迷于其中，而后者极力要求超越直接性，对社会现实采取批判立场。就这样，无产阶级意识与资本主义现实之间批判性张力形成，并成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理论逻辑基础。紧随卢卡奇之后，柯尔施、葛兰西和布洛赫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成员，依据相似的方法论逻辑，在他们各自的理论著述中，基础性地讨论了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方法论之间的联系，肯定了黑格尔的主客体的辩证法扬弃了传统哲学所固守的主客体的二元对立，真正确立了人的主体性等贡献，将黑格尔哲学视为重要的哲学方法论资源，重建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
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中影响力最为持久的主流，他们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传统。霍克海默发表了关于批判理论研究的纲领性宣言，马尔库塞、阿多诺和本雅明等骨干理论家的审美化批判思想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奠定法兰克福学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主流地位。
在《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中，霍克海默以传统理性哲学的“客观理性”概念作为批判理论的主要根据，他试图以“客观理性”对抗实证主义的“主观理性”，维护哲学理论应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深入阐述理性概念对于批判理论的基石意义。马尔库塞明确指出：“理性的概念是黑格尔哲学的核心。……黑格尔哲学的精髓是一个由自由、主体、精神、概念等范畴组成的结构，这一系列概念都源于理性。”[4]“理性”俨然一个概念母体，由它衍生出 “自由”“精神”等系列概念。就实质而言，这些概念更像是多位一体的结构，是同一本质的不同形式或形态而已。马尔库塞认为：“假如理性的含义是依照人们在其认识的基础上所作出的自由决断去改造生活，那么，对理性的渴求因而就意味着创造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个人在这种组织形式中可以依照他们的需要，经由集体的努力去规划他们的生活。随着理性在这个社会中的实现，哲学就会消亡。展示出这种可能性，并为经济结构的变革奠定好基础，这一切正好成为社会理论的任务。”[5]
“理性即自由”是黑格尔的概念哲学史结论。概念中的“自由”仅仅是一种潜在的自由，一种自由的可能性。资本主义的现实社会本身是一个工具理性支配的世界，工具理性仅仅表现为一个貌似的合理性，自由当然只是一个虚假的自由。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唯心主义的流行和内在化，使“自由”只能服从于“必然”，最终只能在认识论的意识层面上获得“自由”。唯心论并不赞扬也不主张牺牲个人自由以屈从虚假的集体，它对现实的反抗也局限于认识论的意识层面，不能延伸到现存的物质条件。与之相反，唯物主义的反抗出自被压迫者为争取自由解放而展开的斗争，所以唯物主义的反抗与这种斗争实际永远保持着联系。从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出发，理性不应该永远被限制在纯粹的思想和意志的领域，一旦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具备，理性的实现就应该付诸于现实的行动。而这一历史实践要求一种相应的理论指导——批判理论。
可以看出，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的逻辑基础就是黑格尔的理性辩证法，他的创造性就在对其进行唯物主义改造，即赋予批判理论一种社会实践功能。在其后的发展中，以马尔库塞、阿多诺和本雅明等为代表的批判理论转向了审美解放和救赎之路，但它的批判逻辑依然遵循的是本真性的理性（新感性）和自由意识对工具理性对人性异化的反抗。哈贝马斯将早期的批判理论统统归之为意识哲学，倡导以“主体间性”的“交往”范式重建批判理论的基础。而霍耐特提出的“为承认而斗争”——批判理论的新范式，又一次回到了黑格尔。可见，法兰克福学派几乎是一以贯之地以黑格尔的理性辩证法作为批判理论的逻辑基础。
三、精神与资本：黑格尔与马克思哲学方法论的联系与差异
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这是一个哲学与哲学史研究的老问题，看似早有定论，实则新的研究和观点分歧始终存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内部，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偏差极大地掣肘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和方向的正确坚持和发展。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引用一位批评者的评论——“马克思把社会的运动看为一个自然史的过程；支配它的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而且宁可反过来说是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的。……这就是说，能够作为批判的出发点的，不是观念，而是外部现象。”马克思说：“这位作者既然如此适当地描写了他所说的我的实际方法，而在考察这个方法在我自己手上的应用时，又如此好意地描写了它，它所描写的，不是辩证法的方法，又还是什么呢？……我的辩证法的方法，在基础上就不只是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方法不同，而且是它的正相反对。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他在观念这个名称下转化为一个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现实事物不过是它的外部现象。反之，在我看来，观念性的东西却不过是在人类头脑中变了位且变了形的物质性的东西。”[6] 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在哲学方法上的区别，根据马克思本人的上述说法可自然得出一个概括性的定论，即马克思将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翻转”过来改造为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从表面上看，卢卡奇和马尔库塞等人正是按照这样的理解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但从理论的内在逻辑来看，他们并没有深刻领悟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方法论思想的根本区别，或者也忽视了马克思哲学思想自身发展的自我超越性，从而没有达到像马克思那样对黑格尔的超越。
首先，社会历史观的差异可能是导致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黑格尔唯心论哲学方法差异的根本性因素。尽管黑格尔把真正的历史发展限定于西方，但在他看来，世界是绝对精神演化的结果和阶段，是世界精神这个概念维持并统治着世界；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包括其他社会形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主宰其发展的内在规律是绝对精神演化的辩证法。马克思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7]因此，马克思坚持资本主义的历史特殊性，包括其系统逻辑的特殊性。“哲学是时代的精神”，但马克思和黑格尔对于时代精神的发生学根源有不同的理解。黑格尔说，政治史和哲学“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时代的精神，这是精神在某一时代的特定构成阶段，这个阶段在前一阶段中有它最为切近的、但完全是以观念的形式出现的原因（它的理由）。揭示这种统一性，叙述这整个成长过程，并把它看作是源自同一根源，这正是哲学的世界历史的课题”[8]。对黑格尔而言，时代精神当然是绝对精神的当时代体现，历史就是世界精神超越特殊民族精神的过程。当哲学意识到时代精神时也就超越了时代精神并表现出更高级的世界精神——下个时代的精神。哲学思想的能动变革性就在这里。然而，哲学的功能似乎只能预言新时代的新原则，对于新时代本身的出现，则直接源于绝对精神对历史进程的掌控。马克思认为时代精神是特定时代经济和社会历史的诸多现实因素的产物，是特殊的生产关系及其内在矛盾的表达。他强调自觉行动对于推动历史进步的必要性：“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9]虽然与黑格尔相似，把思想看作的动力之源，但马克思着眼于特定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特殊的现实条件，马克思思想理论的旨趣便在于引导认识改变和创造变革现实的条件。马克思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正是从这一哲学旨趣的立场出发，马克思清晰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积极方面和深刻矛盾，发现了作为资本主义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现实主体——资本。对资本的内在逻辑以及现实表现的研究成为马克思一生最重要和最主要的工作，也是他最重要的思想成就的所在。概而言之，对黑格尔而言，是绝对精神的辩证法决定着资本主义（包括其它社会形态） 的发展；而马克思则认为，资本的本质才是资本主义社会基础的特殊内在逻辑。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观点殊异如此，正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本质区别之所在。
其次，马克思哲学思想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发展和方法论上的自我扬弃。少年马克思经过了康德—费希特哲学的启蒙，但他最终成为激进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这是马克思走上时代精神的高峰，开始自觉哲学建构的起点。当他接受了费尔巴哈后，他开始以人本主义异化史观反对黑格尔抽象的思辨逻辑，随后又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初步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基本构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体现了以人本异化史观为基础的经济学批判。但马克思在随后的研究探索中发现了社会的“实践”本质，最终扬弃了人本异化史观阶段。以实践范畴为逻辑起点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次重大的哲学方法论革命，它真正触及到现实的、具体的社会结构基础，它不再是依据抽象的主体价值悬设，而是按照人类实践本身的辩证法来探索社会变革的方向与道路。对照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整体，我们也就不难看出，卢卡奇、马尔库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恢复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法基本上是基于马克思的人本异化史观阶段，而马克思自己已经超越了这个阶段。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极其不利的严峻形势下，通过理论范式创新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新出路。但最终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短暂的备受瞩目之后日渐式微。我们能够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锲而不舍地跟进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根本矛盾所带来的各种异化现象，但却依然与社会现实发展渐行渐远。本文认为，除了时代风云变幻难测的客观因素，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困局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哲学方法论基础建构的缺陷。
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逻辑基础是黑格尔的历史总体性--主体性的辩证法，由于偏执于主体性意识的革命性，从而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忽视了对社会历史进程中的现实根本力量的结构性认知，没有能够认真领悟人类社会历史的实践性本质的深蕴，从而也就没有能够将批判理论的锋芒深入到社会现实结构的基础层次。虽然卢卡奇也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实践的辩证法，而不是自然辩证法，但也许是矫枉过正，为了克服经济决定论，在卢卡奇马尔库塞等人的理论建构中，偏重于意识的能动性。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特别看重并深入研究，并以此作为其理论方法的重要根据。他们显然忽视了马克思本人对这一时期哲学方法上的重大自我超越。
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未能深刻领悟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性在马克思那里的重要意义，从而放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研究领地。如前文所述，将资本主义的视为人类社会历史的一般必然性过程还是一个特殊性的历史阶段是黑格尔与马克思在历史观上的另一个重要分歧。如果重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特殊性，就应该从现实的社会关系和矛盾中进行具体分析，揭示这种特殊性的社会基础和内在矛盾根源，从而探索恰当的替代性方案。马克思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这样的理论路线，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几乎彻底放弃了政治经济学领域。有学者批判说：“自1920年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把哲学和文化的关注作为当务之急，而将太多的唯物的、历史的研究领域遗弃给了斯大林主义。”[10]文化批判不同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前者并不将矛头直接对准现实社会的制度体制因素，而是批判其赖以建立的意识观念基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最终只能局限于革命主体的意识培育，却不能指出解放行动的现实道路。
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性表现之一是经济与政治的分离，经济貌似一个独立自由的领地，从而隐藏了社会异化本质的根本根源的秘密。马克思的研究坚持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是由特殊的社会关系、所有制、法律形式和政治形式、统治形式等特殊的社会规定组成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就是要揭开资产阶级经济学试图掩盖的这个秘密，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正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要旨所在。
在当代中外学界现代性语境中，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宏大叙事”遭遇普遍质疑甚至彻底否定。如何继续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传统是一个重大而艰难的课题。结合以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方法论的反思，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发。
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批判功能，包括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对各种歪曲现实的理论和思潮的批判，以及自我批判。越是在复杂严峻的形势下，更应该意识到批判理论研究的更大机遇和空间。尽管在理论的方法论基础建构方面存在偏差和不当，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危机重重的现实背景下，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视野，与马克思主义机械决定论的理论倾向做不懈斗争，坚持揭示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的各种异化现象，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反响，延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坚守住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阵地。
其次，马克思主义批判重返政治经济学批判领地。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方法的重要体现。由于时代的局限，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没有能够全面整体地认识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真谛和要义，造成了偏离历史唯物主义正确方法路线的严重后果，放弃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重要理论领地。早在多年前，关于“重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国内学界已有呼声。有学者曾撰文提出，中国需要“回归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重要理由之一就是基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文化批判的社会政治效应的反思。[11] 但直至今天，国内在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尚未再见到有分量的理论成果。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背景下，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方法，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实践的要求，重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范式，应该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理论维度。
最后，始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论，在积极创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新范式的同时，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原则。当今世界的发展的多元化、多极化趋向亟待新的理论解释和指引。然而，一方面，虽然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整体性影响早已不在，当代人也很少再接受黑格尔对历史的目的论的绝对主体性的解释模型，但黑格尔哲学所揭示的某些真理性值得我们正确地去解读；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致力于社会现实批判在哲学方法论上重建的努力依然在路上。对现实进行科学批判的前提是积极面对现实和研究现实。在质疑拒斥整体性、结构性、过程性和宏大叙事的后现代语境下，多元化、偶然性、破碎性和异质性的理论视角为我们认识研究社会现实提供了更多的理论思想资源。如何面对新时代的新变化新挑战，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自我批判和重建的重要契机，而如何坚持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路线是关键。
[1][3]【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7页；第235页。
[2]【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2~23页。
[4][5]【美】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程志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第183页。
[6]【德】马克思：《资本论》，郭大力、王亚南译，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XXII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
[8]【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第56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6页。
[10]【加】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吕薇洲等译，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11]陈学明：《回归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动态》2014年第9期。
（此文刊发在《理论视野》2021年第8期，作者许勇为系宝鸡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陕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