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三月陇海铁路从西安通到了宝鸡。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沿海城市纷纷沦陷，大批工厂企业为躲避战乱纷纷西迁到这里。宝鸡便由一个不甚重要的小县城，一举成了一座新兴的工商业城市，成为抗战重要战略后方基地和连接西北西南的重要交通枢纽，成了茅盾先生笔下“战时景气的宠儿”。南来北往，东走西去的人大都会经过宝鸡，并在这里歇脚。于是在这里发生了许多关于抗战的传奇故事。
蒋介石夫人宋美龄：
“申四福五”迁往陕西宝鸡，政府可以提供铁路运输帮助
汉口申新第四纺织厂和福新第五面粉厂是荣氏家族企业创始人，享有“纺织大王”及“面粉大王”美称的荣德生、荣宗敬等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投资，由荣毅仁的大姐夫李国伟主持兴建的企业。被合称为“申四福五”。不仅是武汉轻工业的领军者,也是中国民族工业的佼佼者。一九三八年六月起，日军集中四十余万兵力，实施所谓“长江跃进”战略，分兵水陆空三路，全力进犯围攻武汉。到七月底，形势已十分危急。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要求在武汉企业尽快西迁，以保存民族工业血脉，生产物资，支援抗战。八月四日，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和中国“工合”发起人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等来到申四厂，视察企业搬迁工作。宋美龄称赞了申新的规模和技术，坚决表示该厂必须尽快西迁。当宋美龄了解到企业希望迁到重庆想法后，告诉陪同的申四厂长章剑慧，到重庆的长江航运已经拥挤不堪，她同意路易·艾黎的建议，支持将包括申新在内的武汉几大棉纺织工厂迁往西北地区。并提出如果申新迁往陕西宝鸡，政府可以帮助协调火车运输。宋美龄和路易·艾黎的到访，使申四福五西迁的主方向从重庆变成了宝鸡。几天后，工厂全部停工，开始拆卸机器。一九三八年八月十六日,冒着日军频繁空袭的危险，申新纺织公司汉口第四纺织厂第一批设备从武汉徐家棚车站发往宝鸡，在斗鸡台建立宝鸡申新纱厂。前后共计二十一批次，包括纱机两万锭、织布机四百台、三千瓦透平发电机组一套等大批设备。而厂方留下存放在汉口外商堆栈中的一批最精良的设备，两万枚新纱锭和三百多台布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全被日军劫掠，下落不明。这证明了申四福五厂迁到宝鸡是一个十分英明的决策。
申新四厂的工人们：
我们不要遣散费，就要随厂一起到宝鸡
抗战开始后，申新纱厂要从武汉西迁到宝鸡，继续生产，支援抗战。从武汉内迁时，厂里原本计划只带七十名技术工人到宝鸡。其他工人发给遣散费，让他们自谋出路。但令企业领导没有想到的是，当工人们得知工厂要西迁的消息后，竟有两百多人要和工厂一起随迁。并且许多工人当场表态，我们不要遣散费，就要随厂一起走。这让当时的厂领导李国伟很受感动。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当企业大队人马离开武汉前往宝鸡之后，四个工人他们竟然沿着铁路，从武汉一直走到宝鸡，来寻找自己的工厂。而当年从武汉到宝鸡，铁路上的距离大约九百多公里，这么漫长的路程，工人们是如何走过来的，经历了些什么，我们无法想象。工人们的爱厂热情和为了抗战不顾一切的爱国精神让人感动。
申新纱厂总经理李国伟：
在这紧急时刻，多增加一分生产就是多增加一分国力
申四厂纺织设备运到宝鸡后，一九三九年四月，在李国伟主持下，购买了位于斗鸡台火车站北四百亩土地，并享受了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给予的印契及附加税征收优惠等优待政策，在荒僻的土地上开始建厂工作。八月九日，申新纱厂借用汽车引擎、煤气发生炉和借来的锅炉作为动力，以十四间平房作为生产车间，开始复工。到年底，已生产出细纱锭一千六百四十五枚及近四百件棉纱，工人增至五百七十人。但由于动力不足，从武汉运来的多数设备处在闲置状态。为增加生产量，一九四零年一月，他们租借了陇海铁路局“404号机车”，一下子增加了四千纱锭的生产量。为了扩大生产，一九四一年一月，李国伟决定筹建申新发电厂。鉴于日军多次轰炸宝鸡，防空形势十分严峻。此前又发生西安大华纺织厂遭日机轰炸，厂房、机器设备损毁和人员伤亡极为惨重的事件，章剑慧副总经理提议在陈仓峪（今天叫长乐塬）开挖窑洞工厂的构想，得到了“工合”领导人路易·艾黎的肯定，总经理李国伟于是决定建筑申新窑洞工厂。一九四零年一月窑洞工厂开工，尽管有一定思想准备，但建设过程还是异常曲折，先是遇到古墓群，后面又遇到地下水，特别是因开掘过快，接连七个洞口出现塌方，工人迟迟不愿入洞开挖。工厂不能开工生产，就不能满足抗战前线物资需要。这让李国伟心急如焚。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日，在一次厂务会议上，李国伟要求必须克服困难，尽快完成窑洞建设任务，尽早恢复生产。他慷慨陈辞：“环视西北半壁，纱厂寥寥无几家，无论前方将士，无论后方居民，均有赖吾等接济。所以我们应从速完成建厂任务，努力增加生产。” “在这紧急时刻，多一分生产，就多一分国力”。恰在这时，中央大学建筑系教师王秉忱和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科毕业并留学归来的李启民，受李国伟之邀从重庆来到宝鸡，担任建筑工程师和建筑科主任进行指导，窑洞开挖于是采用两壁青砖砌墙、顶部预支模板，而后再以青砖发旋砌衬展开，这使整个窑洞用砖箍为一体，施工开始步入正轨。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开挖，一九四一年二月，窑洞工厂全部竣工。纺织设备的百分之七十和细纱机一点二万纱锭在窑洞工厂正式开动，人称“纺纱第二工厂”。后面尽管日军多次轰炸，但因为窑洞非常坚固，纺织机器照常运转，企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到一九四三年，工人达到三千人，运转纱锭两万四千六百八十四锭，平均日出纱一千二百四十八件，全年生产棉纱一万四千九百八十件。棉纱和布匹从这里源源不断的生产出来，被制成军装、军毯等军用被服物资，供给前方抗日部队。据不完全统计，申新纱厂在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中生产了六万多件棉纱，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生产四百多万匹布的一半多都低价供给了军方。不仅如此，他们还建立了福新宝鸡面粉厂、宏文造纸厂、申新纱厂铁工部、发电厂等，组成了申新公司，修建了学校医院。特别是申新面粉厂生产的面粉百分之五十三供应军队，为抗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文化学者林语堂：
这是中国抗战中最伟大的奇迹
八年抗战中，由于宝鸡成为重要战略后方基地，引来日军多次轰炸。而申新纱厂由于生产棉纱和布匹物资，自然成为日军轰炸的重点对象。尽管工人们采取许多防护措施，但在日机多次轰炸下，厂房、棉纱及机器设备等损毁严重。为维持企业正常生产，申新纱厂从一九四零年一月到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八日用了一年两个月时间，耗资一百一十三万，由王秉忱设计，李启民负责，建成了窑洞工厂。这个工程的特点，一是工程量巨大，非常坚固。窑洞工程共挖掘土方两万四千三百五十二立方米，洞外砌砖八千七百七十八立方米，共挖掘窑洞二十四孔，其中长度在六十一米以上七个，最长的一个达到一百一十二米。窑洞宽度在二至五米之间，最宽的洞达五点五米米，窑洞全长达一点七五公里，面积四千八百三十一平方米。由石灰和黄沙和成的沙浆砌砖建造。窑洞顶部用三十四米厚的自然土层覆盖，这使窑洞非常坚固。二是为了防止敌人炸弹的冲击波，窑洞洞口比窑洞内要小许多。三是窑洞顶部设有木板，用来放置抽风机，洞内设有交通道、储水窑、棉条洞、吸尘塔、避让拐洞等，还有三个直贯陈仓峪塬上地面的通气孔等配套建筑，避免工人在窑洞内缺氧。四是洞内设计巧妙，纵横交错。其中七个长洞被六条横洞贯通相连，形成窑洞内纵横交错状况，犹如一座迷宫。五是窑洞内的一口泉水井，从开挖之日清水一直流淌至今。窑洞建好后，申新组织迅速在窑洞内安装纺纱机器设备进行生产。尽管日军对纱厂进行了多次轰炸，但窑洞工厂内机器运转正常，工人们安然无恙，制造的产品源源不断。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日，著名学者林语堂来到陕西宝鸡申新纱厂窑洞工厂参观，当他看到万锭纱机窑洞生产的壮观场面后，异常激动。在用英文撰写了《枕戈待旦》（The Vigil Of A Nation）一书中以激动的笔调告诉世界，“重庆及其周围有许多地下工厂，但没有一个在规模上超过申新的窑洞工厂”。他感叹说，这“是我见到的中国抗战期间最伟大的奇迹之一！”
作家茅盾：
因为抗战宝鸡成了“战时景气的宠儿”
一九四一年十月，茅盾先生从延安出发到重庆，担任由郭沫若任主任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常委，领导文化战线党的统战工作时路过宝鸡，写下《战时景气的宠儿—宝鸡》，描述了当时宝鸡工商业迅速发展的景况。“宝鸡，陕西省的一个不甚重要的小县，战争使它崭露头角。人们称之为‘战时景气的宠儿’。陇海铁路、川陕大道，宝鸡的地位是枢纽。宝鸡的田野上，耸立了新式工厂的烟囱；宝鸡城外，新的市区迅速的发展，追求利润的商人、投机家，充满在这新市区的旅馆和酒楼；银行、仓库，水一样的流转的山货，山一样堆积的商品和原料。”在这里，茅盾既看到了宝鸡的畸形“繁荣”，也看到了因为战争，老百姓生活变得异常艰辛。他来到一户人家，看到“天气冷了，他们的婴孩没有棉衣，只好成天躺在土炕上那一堆破絮里，夫妇俩每天的食粮是包谷和咸菜辣椒末，油么，那是不敢想望的奢侈品。”这家“人的脸色都像害了几年黄疸病似的，工作时候使不出劲。”作者描述了战争给普通百姓带来的苦痛，表现出对劳动人民境遇的深深同情。
新西兰路易·艾黎：
宝鸡对我来说，是一个曾经充满斗争的地方
抗战开始后日军占领了东南沿海地区，企业工厂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工人失业，流离失所。如何把在沿海地区工业企业，转移疏散到内地，如何在大后方组织失业工人和难民们实行自救，生产物资支援抗战，组建新的适应战时的工业合作社，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在宋庆龄、周恩来等人的支持下，孔祥熙任理事长，国际友人路易.艾黎任技术顾问，刘广沛担任总干事的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简称“工合”）一九三八年八月在武汉成立。在路易.艾黎的力促下，武汉沦陷前，六十四家企业搬到了宝鸡。八月二十三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办事处”（简称“西北工合” ）在宝鸡成立。领导着西安、兰州、天水、南郑、韩城、宝鸡、凤翔、双石铺等十六个事务所。在宝鸡拥有264个生产合作社，社员3500人。西北“工合”建立“工业生产合作社”达两千多个，安置难民和失业者二十万，从事军需民用工业品的生产。“西北工合”和申新在支援抗战问题上密切配合。“工合”提出“赶制万件棉衣，换取日寇万颗头颅!”“织造百万军毯，支援前方将士”的口号，号召成员“努力干、一起干”，加紧生产。而所需的棉布及原料大都由申新供应。仅一九三九年“西北工合”就为前方将士生产军毯五万条、军大衣三点六万件，为八路军承制棉衣十多万件。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工合”共为抗日将士生产军毯五百万条。路易.艾黎不仅推动“工合”发展，他还宝鸡凤县的双石铺，创办了培黎学校，请西北工合秘书英国人乔治·何克担任校长，招收贫苦和战争难民子弟入学，培养抗日需要的人才。在回顾这段经历时，路易.艾黎深情地说，宝鸡对我来说，是一个曾经充满斗争的地方。而对“工合”为解放区做出的重要贡献，毛泽东曾经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在华北游击区和西北接近战区的地方组织建立工业合作社……对我们的斗争贡献之大，将是不可估量的。”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北京培黎职业学院回信中，对路易.艾黎在抗战中创办工合，支援中国人民抗日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他指出“艾黎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在华工作生活60年，为中国人民和新西兰人民架起了友谊之桥。他和宋庆龄、斯诺等发起成立的工合国际，为支援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负责窑洞工厂修建的李启明：
抗战胜利了，我们再结婚！
李启明由复旦大学毕业后到国外留学，抗战爆发后回到国内，受李国伟之邀他来到申新纱厂，担任申新厂工务主任，负责修建窑洞工程事宜。人们想不到的是，抗战前他就准备和未婚妻结婚，但由于遇上战争，两人不得不一个在宝鸡，一个在上海。李启明干脆地说，抗战胜利后我们再结婚。这样，两人相隔两地，时隔八年，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李启明才和心爱的人举办了婚礼。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五周年，七十多年过去了，当我们在回顾这段难忘岁月，走进宝鸡长乐塬抗战工业遗址公园参观时，依然为当年在宝鸡大地上发生的这些抗战的传奇故事深深感动。一是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人民没有屈服，我们的工人，宁肯不要遣散费，也要和工厂一起走，有的工人们甚至步行千里，不畏千难万险，寻找自己的工厂；为躲避日军轰炸，他们开挖地洞，巧妙施工，把万锭纱机的设备放在纵横交错的窑洞工厂，形成了外面敌机轰炸，洞内生产如常的奇观；而来自沦陷区的失业工人、难民则在国际友人帮助下，加入“工合”，组织起来开展自救，为前线生产亟需物资。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精神，精巧聪明的智慧，团结御敌的强大力量，我们应该永远铭记这些平凡的人们为抗战胜利做出的贡献。二是我们也深深感受到地处西北的陕西宝鸡工业发展道路十分艰辛，从抗战时期开始起步到建国以后重点建设，改革开放迅速发展，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工业基础雄厚、门类齐全、制造业水平先进的陕西工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能有今天的成就十分不易。三是我们深切到感受落后就要挨打，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带给我们的是国家的灾难，人民的痛苦。我们应该发展自己，强大自己，才能制止战争，捍卫和平！
（作者系宝鸡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陕西省重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